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曾赴欧考察，亲身感受并开始反省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逐渐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信心，与梁漱溟、张君劢等一道，成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五四”以后，他虽没有直接使用过“中华民族复兴”之类的明确表述，但他对“中华民族”史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从“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传统文化的特色与优长，以及两者结合而形成的独特“国民性”或“国性”等多个方面，阐发过不少相关思想，对于引发“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1921年，他发表《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一文，就主张国人“今后但当善用我国民性之所长，别开新路”。认为中国经过数千年的“民族化合”，终于形成近代意义的“‘中华国民’之一人格”，“前此百难千灾，幸不夭折，今乃俨然壮夫矣。今日以往之历史，正与欧洲黑暗时代相当；今日以后之历史，乃始渐入彼之文艺复兴时代也”。[69]次年，他又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探讨“中华民族同化力特别发达”的过程与原因，认定“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等等[70]。这些论说，与“中华民族复兴”论已然相当接近。
1921年至1922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其有关论说，更直接从“中国文化复兴”的角度来思考“中国人复活”问题。他声言：“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他既批评那种把清代学术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说法为不当，认定“文艺复兴的真意义，在于人生态度的复兴”；又批评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当作“中国的文艺复兴”之荒唐，认为新文化运动只不过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71]此种观点，实在启发了那种将传统文化复兴视为民族复兴之根本的新思路，对日后的“中华民族复兴”论，产生了重要影响。1930年前后，梁漱溟成为“乡村建设派”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个长期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鼓吹中华民族复兴论的象征性人物。
实际上，“五四”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或者说带有保守特点的文化民族主义，不仅参与孕育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潮，还直接构成为日后主导型“中华民族复兴”论的某种思想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