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教授在谈到抗战时期的“蒙奸”一词时，曾指出：“蒙古语中也没有‘蒙奸’一词。蒙古人将出卖自己民族利益的人称为‘olsaanHodaldagqi’（卖国贼）或‘olbagqi’（叛徒）。1930年代，一部分蒙古人因为相信日本会帮他们实现民族自治，而与日本勾结。这些人被中国共产党称为‘蒙奸’，而国民政府则用了一个更为奇妙的称呼：‘蒙古汉奸’。”[180]王教授所论是否精准，或有待验证。“九一八”之后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称“蒙古汉奸”者似并不只国民政府而已；称“蒙奸”者，则更不限于中共控制区。王教授在谈到“蒙古汉奸”一词时，所举例证为1944年察哈尔盟旗特派员公署编印的《蒙古汉奸自治政府成立之经过与现状》一文。其实早在1934年，《申报》这样的民间报刊在报道“日本侵略蒙古步骤”问题时，即有日本“以虚名笼络蒙古汉奸”“日本拟利用傀儡名义，第一步对蒙古汉奸封王封侯”[181]等同样用法。而到了1938年，《申报》中已用“蒙奸”一词代替了所谓“蒙古汉奸”，成为报道蒙古战事时通敌卖国之人的主要代名词了。[182]
相比于“回奸”和“蒙奸”等词含义的变动不居，抗战前后“汉奸”一词的内涵则相当稳定。不过在当时的中国，认为流行的“汉奸”一词之用法同现代中华民族国家观念精神不太相符、应该放弃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曾提出以“华奸”“国奸”和“内奸”等词来加以代替的各种方案，但都不曾流行开来。其中，主张“华奸”一词者相对较多。如1933年，就有人专门写有《华奸》专文，表达此种意见。该文写道：
中华民族是联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组织而成，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应该互相联络，互相团结，同心协力前去抵抗外侮，才能挽救这整个民族的危亡，偏是彼此间往往误会，发生恶感！……最近我们看到报上所载着的，对于勾结敌人、危害中华民国的奸徒，都称他们做“汉奸”，似乎遗忘了中华民族的成因，还有满、蒙、回、藏在内，这文字上的不注意，最易引起民族间的误会，而发生恶感。吾想用“华奸”两个字代替“汉奸”比较妥当，因为“华”字可以代表中华民国，而且包括中华民国的各种民族。如果举一个例，便是从前上海租界的外人花园门口吊的木牌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华”字，是代表组织中华民国的各种民族。[183]
1936年，另有一人发表同样的看法，声称“‘汉奸’应正名为‘华奸’”。他认为，“汉奸”这个名词本身“并不太对”，因为“汉奸的主要‘属性’是‘通谋外国，危害中华民国’，可是中华民国并不是‘汉’民族一族的，而是汉、满、蒙、回、藏、苗、瑶……多少个民族的整个的中华民族的！危害中华民国，并不仅是‘汉族之奸’，实在是中华民国内所有各族之奸宄！整个中华民族之奸！这样说来，‘汉奸’这个‘名’应改正为‘华奸’才对！‘汉奸’这个‘名词’只能让身为汉族竟自私通金朝、以危害汉族国家（大宋）之秦桧……等等之流专享”。作者还特别说明，将“汉奸”正名为“华奸”之后，至少有以下两个好处：
一、中华民国人但非汉人之人，不至再能为“危害民国”只是“危害汉人”；二、使汉民族以外的中华民国人不敢再有“我非汉人，危害汉人又有何不可”之思。更不致再有“汉人虽骂我为汉奸，满人还誉我为‘满忠’呢（！）之不正确的意识”。[184]
就道理本身而言，此说颇能服人。当时，受此种认识影响，报刊上也不断有人使用“华奸”一词。如1936年六七月间，《青年向导》报道冀东汉奸会议消息时，就题为“华奸大活动”。[185]但总的说来，即便是当时，“华奸”一词的流通也相当有限。此后，虽然还能不时见到来自各个方面对“汉奸”一词的非议，但都已经无济于事。由于各种原因，“汉奸”一词已然广泛流行开来，并没有给其他词汇留下什么竞争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