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吴密在王柯工作的基础上，又将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他发表《“汉奸”考辩》一文，不仅找到清朝时期更多“汉奸”一词的使用材料，还发现明末在经营和治理西南土司地区的过程中，有关官员已经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了“汉奸”一词。不过在他看来，该词的较多使用，还是从雍正朝开始。“雍正以前，汉奸一词没有大量流行过。此后，汉奸一词逐渐传播开来，雍正朝正式成为最高官方话语大量出现在圣训、实录和起居注中……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石敬瑭、秦桧、张邦昌、张弘范、吴三桂等人头上的汉奸帽子并不是当时人戴上去的，而是后人不耻他们的言行追加塑造的结果”。[165]吴密还研究指出，汉奸之“奸”专指其“在外作乱”，故鸦片战争以前，该词主要被官方用来谴责与“生苗”“野番”“逆夷”交往、勾结并在外作乱的汉族人，此种“汉奸”不仅经常出没于国内边疆地区，也出现在与越南、缅甸等邻国的交往活动中。鸦片战争爆发后，“汉奸”一词被大量用来指称与英人勾结出卖朝廷利益的汉族人，并扩大到汉族人以外的那些出卖国家利益的中国人身上。晚清时期，不仅出卖国家利益，而且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中国人，也都曾有被官方和民间指斥为“汉奸”者。在该文中，吴密特别批评王柯笼统地称“汉奸”为“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有不妥之处，认为清末以前中国人还没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而且晚清官方主导的“汉奸”话语，也无法如此解说，即便是章士钊、刘道一等革命党人之“汉奸”话语，也只不过是从汉族立场出发，对清廷官方的“汉奸”话语加以颠覆而已，他们因此把汉奸分为“爱己”和“害己”两种，认为“害己之汉奸”才是“真汉奸”。相比之下，清末革命党人的“汉奸”话语不仅时间短，限于革命党范围内，且很快由于辛亥革命爆发，五族共和说主导国家舆论，革命党人也已迅速调整了观念，故将其此类言谈称之为“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未免太过简单。其言下之意，民国至抗战时期现代“汉奸”一词的流行，不过是对清代官方“汉奸”话语的一种接续和延展而已。[166]
笔者以为，王柯的解说或能部分说明抗战时期蒋介石国民政府对现代“汉奸”话语的推波助澜作用，要想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个带“汉”字的巨大贬义词得以在中国流通开来的原因，还必须将其与吴密的解说结合起来。甚至，吴密等学者认为晚清时期，“汉奸”一词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还只是“有所表现”，其程度估计恐怕仍然有所不足。除了人们已经较多谈到的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用例之外，笔者就还可以举出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时期一些新的例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