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的反面乃是“民族败类”和“民族罪人”。抗战时期，有关中华民族背叛者的社会政治概念用语除了“民族败类”等之外，还有“华奸”“国奸”“卖国贼”等，其中最为流行的则属“汉奸”，尤其是在国民党控制的广大国统区，更是如此，它们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直接间接的关联，这里，不妨略作考述和辨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国内指称中华民族中出卖全民族利益和中华民国国家利益的“汉奸”一词，开始大量流行。全面抗战开始之后的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同日施行，这一现代概念的“汉奸”一词及其内涵，因之得以传播更广，一直延续至今。关于现代“汉奸”概念的流行与日本侵华的关系，早在当年的中国，就有人深有感触，给予揭示。如有两个不满自己被指为“汉奸”的人在自我辩护的文字中，就都曾提到这一点。其中一个写道：“九一八事件制造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汉奸。喜新厌故是中国人的天性，自从这个汉奸新名词产生出来之后，便代替了卖国贼这个旧名词成为骂人的新利器。”[161]另一个则写道：“汉奸汉奸，我们是久闻大名了，尤其是自从‘九一八’乃至‘一二八’以后渐至去年‘七七’，与日本帝国展开最大血战直到于今，打倒汉奸，铲除汉奸，这一类义正词严的呼声，更加叫得震天价响……一唱百和，街头巷尾，不知为这一不祥名词，断送了几多我们中华民族的好事同胞！这大批冤魂怨鬼的代价，只换得我们敌人的得意。”他甚至声称：“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以行’，今当易一名词曰：汉奸汉奸，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以行！”[162]笔者以为，了解“汉奸”一词及概念在抗战时期的使用和论辩，将有助于今人把握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两种核心结构：单一性民族论和复合性民族论的差别，以及当时国内外的舆论环境及其复杂影响。
虽然，“汉奸”一词极度流行是抗战时期的历史现象，但该词在当时却绝非是什么新名词，无论是就这两个字的合成词而言，还是就该词的现代含义来说，都是如此。王柯教授曾较早对“汉奸”一词做出深入的学术考察，他认为清代以前似未曾见到“汉奸”一词，该词于清代康熙时期开始出现，初被用于谴责那些在西南苗人等聚居的边疆地区图谋不轨的“汉人奸徒”，晚清时才被运用到对外关系之中，使用在那些“通敌”者身上。他还较早看到了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站在汉族立场上，将“汉奸”作为投靠满族、出卖汉族利益者来反其道用之的另类情形，[163]并将这一革命话语与抗战前后广为流行的现代“汉奸”概念联系起来讨论，强调“只有处在现实中为多民族国家，而又不顾现实追求单一民族国家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怪圈中，才可能出现‘汉奸’式的话语”，在实现了单一民族国家的国度里，反而不会有这样的现象，故他将其文题为《“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其中隐含着批判近代以来的大汉族主义之意。[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