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户、家奴本是豪族私家之物，尤其是家奴。废奴为客之后，佃户解除与主人的雇佣关系，家奴也变成了国家公有之物，他们的产出中的一部分由私人收入变为了国家收入。豪族们理当不满。
土断政策为鼓励北侨入籍所制订的优惠政策逐步取消，致使北侨有被诱骗的情绪。
南人虽然不必担忧身份，但却承担了实施土断过程中产生的负担。
因而，土断推行若干年来，从军事而言，官军获得了稳定的兵源；从财币而言，皇帝的内库与官府的外库成了最终受益者。既增强了财源，也增加了兵源，对国家无疑是件好事。但是，民众无论贵贱，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害。
这样的后果，其原因并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管理不力，使得原本对国对民均有利的事情，最终对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首先，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另则造成社会的恐慌。
这种破坏力是惊人的。历史上就曾发生过因为处理不善而亡国的先例。
西周末年，周天子料民太原。结果发生了平民暴.动。看起来不起眼的暴.动，却最终愈演愈烈，无法收场。无奈之际，周天子只得将国都迁到了东边的洛阳。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西周王朝历经四百年的气数也就此断送了。迁到洛阳的周朝从此便称作“东周”。
无暇西顾的周天子将西方残破的土地赐给了协助平乱的一个附庸小国。
哪知道又经过四百年之后，这个附庸小国竟然日渐强大，并最终断送了东周的气数。如今我们知道，这个当年的附庸小国，就是灭亡了六国、灭亡了东周从而统一中国的秦国。
这土断，虽然与料民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结果却全然无异。
料民者，查人民之多少，以征民入伍；土断者，查侨民之众寡，平时征税、战时征伍。
桓温在世时，尚无人敢反对甚至反抗。桓温故去之后，既无强君也无强臣，虽然政策依然如故，但却并没有严格执行，或者执行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最近几年，司马元显就擅用土断政策，为自己敛财、为自己征兵。除此之外，司马元显还要从京口征兵作为卫戍部队以增补建康之兵。刘牢之怕削弱自己兵权，只把土断中废奴为客者征发到建康。
司马元显见刘牢之派来的并非正规军，就强行要求刘牢之要么派正规军来，要么增加废奴为客的新兵数量。刘牢之顾全豪族的利益，当然不肯在自己的治下强行执行土断，于是就出现了强迫普通百姓入军充当废奴为客者的现象。
百姓或是有欠租未还的、或是有与官府结怨的，总之因种种借口将这些百姓征入军中送到建康了事。
事情影响一大，便自然激起了民变。只不过，官府“弹压”有方，许多事情在最初并没有显现出来。
直到民变越闹越大，而孙恩趁机以叔父孙泰的感召力来引导这些民情，于是便产生了较孙泰之世广得多的乱军。虽然风潮的中心在会稽，但是源头却是在刘牢之的北府，所以司马元显便责成刘牢之去收拾残局。
于是乎，刘牢之就成了征剿孙恩的不二人选。
刘道怜听了刘道规的话，说：“道坚将军如若真要在京口拖着不发兵，会稽世子定然是陷入困顿，毫无办法了。”
我问：“建康城防如何？”
“眼下倒是做足了城防。不过，以世子之兵，连孙恩贼兵都打不过，怎能应付桓玄的荆州精锐？”
我不禁深为担忧。这司马元显与桓玄之间如何交恶，倒不关旁人什么事。但是现在却把战火烧到了首都，烧到了天子脚下。如果首都出现威胁，皇帝出现变故，岂不是天下大乱？
当然，作为一个有为者，天下大乱倒是英雄辈出的好时机。但是，从本性而言，我知道这个大难的后果必然是数十年的征伐。无数军人、百姓都将陷入劫难。看看后汉，就知道那样的灾难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
这时，家仆过来传饭。
虽然皇帝亲命敕建的将军府还远未建成，不过家里早已请了一些家仆。将来地方大了，四处都需要有人管着，母亲虽喜欢做些事，但毕竟年岁大了；夫人一个人也料理不过来，再加上我常年不在家，夫人还有教育女儿之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