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求学而不归家，是为大恶；大禹治水而不归家，是为大善。其实二者本质的差别并不大。不过，倘若吴起真的杀妻求将，那的确是令君子所不耻。
不论吴起为人如何，他于治军治国，确实有不凡之举。
怅然离开鲁国的吴起受到魏文侯的重用而驻守西河。不断滋挠魏国的秦国屡败于吴起之手后，十余年间不敢再踏入西河半步。
吴起的用人之道在军旅生涯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激励方式独树一帜。所谓激励方式，主要来自三方面：奖、惩、情。如果说其他的军事家如司马穰苴、孙武等人是以法治军的话，吴起便是以情治军。以法治军是被动的；而以情治军则是主动的。
在句章和小溪，我一直都采用了吴起的以情治军的方式，辅之以军法。
吴起的用人之道可圈可点，而在当时能重用吴起的人也颇具魄力。
因为人品之故，魏文侯在重用吴起之前曾征询大臣李悝。这位被后世奉为政治改革楷模的政治家对吴起作了一个综合评价——人品，是“贪而好色”；才能，却是“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魏文侯与李悝的用人之策，便是曹操将之政策化、系统化的“唯才是举”。这种用人之策，恰恰是齐桓公重用宁戚、汉高帝刘邦重用陈平之道。
这位重才不重德的吴起，在与魏侯的对话中，便表达了他自己对任用人才的认识。
一次魏武侯（文侯之子）视察西河，见到山河壮美，不禁赞道：“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
吴起回答说：“在德不在险。”
于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则任人以才；而国家渐入治世之时，则需要任人以德。与此同时，吴起对于治国的主张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专修文德，或专修武备，均是不可取的。德是为国之本，倘若触及到这个根本，那么便对国家的治理带来危害。
这些主张，正标志着吴起从一个将军进化为政治家。用古人的话来说，即是“有国士之风”。
在如今的大晋国，已经很难找出一个单纯的将军。因为那些擅战而不擅政治的将领们，早就在历次宫廷斗争中成了牺牲品。我入军以来，随着军职的上升，牵涉到的与军事毫无关联的事情越来越多。好在我并非一军之主将，许多事情有主将担着，我们作将领、军吏的倒是可以安然无忧。
而这一次我只是担当小小句章城的守将，竟然会受到如此中伤。由此，我想到我的前任，那位性格耿直的幢主。正是因为他的不圆滑，使得淝水之战的功劳化为乌有，也使得他从一个都尉降职为幢主，到这偏远的句章城当了一个守将。
与这个幢主比，我只不过受到人的猜忌而已。当年吴起受到的猜忌，使他丢掉了在魏国的大权。
受到忌恨与排挤的吴起被迫离开魏国，辗转到了楚国。好在吴起在楚国受到了重用，并最终由出将而入相，成为了楚国的令尹（相国）。
当然，吴起的结局仍旧是一场悲剧。因为他的锐意改革，而被政敌杀死了。
吴起的这些故事，让我不仅仅想到行军打仗之艰，也能想到为人处事之难。要做大事，就必然会陷入这样的矛盾中。试想哪一个仗大义、行大事的人，不是身处各种漩涡中，有哪个真正能独善其身的？只不过，成功者能够执着于自己的目标，而并不介意这些路途中的芥蒂。
好在几天之后，百姓们对我和守军的负面情绪因为时间的流逝、理解的加深而慢慢消散了，不安的情绪也终于稳定了下来。
毕竟，句章守军人数有限。守不住句章并不是我们军人不尽力，而是句章城墙的修复速度远远不及毁坏的速度。尽管征集了百姓协同修城，但是所有人都清楚城墙支撑不了多久。
这些天百姓们亲眼看到小溪寨外一眼望不到边的贼军军营，不难想象如果身在句章，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句章并非形胜之地，小溪地方虽小，但是地势好，不容易被围。只要守好北面的寨墙，敌人就很难攻进来。句章一旦被围则是四面受敌，城破人亡只是早晚之事。
不过，对我而言退守小溪并不完全是为了保全。权宜之计的退守，其目的是为了寻求机会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