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技术对教材的生产和应用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一，使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由于教材成本不断下降，复制速度不断提升，出版数量不断增加，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受教育的门槛得以逐渐降低，上学不再是权贵子弟的“专利”，普通人家的子女也能够进入学校，或者购买这些曾经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教材进行学习，从而摆脱文盲的身份，改善生存环境，提升社会地位。正如学者所言：“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寥寥无几的人垄断着书本知识，随着印刷术的推广，科学哲学和宗教的进步，缓慢地传向几乎所有能读书能买得起书的人们。”[15]西方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在普及义务教育运动的推动下，最早使印刷技术机械化，从而使讲义书发展成为通用的教材。[16]西方国家利用统一的教材，可以面向班级学生开展统一的教学活动，到17世纪形成了学校教育的班级授课制。教材的推广和普及，使得学生不仅能向教师学习，还可以向书本学习，知识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得到显著提升。
其二，使教材努力适应学生的应用需求。彩色印刷、绿色印刷、活页、折页等技术的使用，使得教材逐渐超越大众阅读的书籍，更具有艺术性。在满足青少年学生对书籍的阅读喜好同时，也使教学中师生得到更多的主动权，对教材的应用更加灵活。
其三，使教材能够呈现更复杂的版面内容。电脑应用到制版工艺之前，教材的版面设计比较简单，只能满足相对规范的文字、符号和图表的呈现要求。进入电脑时代后，教材的版面变得灵活多样，主干内容和各种栏目进行有机编排，给师生在应用时提供了选择和组织的主动权。
其四，提升了教材的生产效率。在电脑应用于教材的编、排之前，教材的生产工序烦琐，生产周期较长，加上教材的投入使用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因此出版社、印刷厂和发行机构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国在一些年份甚至不得不发文督促相关部门，保证要“课前到书”。比如，1985年9月，国家出版局下发《关于加强一九八六年春季教材、课本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通知》，其中强调：“承担教材、课本出版任务的各出版社，要提早安排好编辑出版和发印工作。对新品种一定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和‘齐、清、定’的要求准期发稿，为后续工序创造条件。”“在赶印教材、课本期间，除紧迫的重点图书外，其他一般图书都要让路。”“承印教材、课本的印刷厂，要充分挖掘潜力，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印刷任务。”这以后国家虽然也常有关于教材的通知下发，但“催促”要按时完成教材生产、发行任务的内容却再未出现。
总之，由于出版技术的发展，教材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作用愈发显现，对人类文明素质不断提高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