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教研活动（指区教研室）与从前相比变化太大了。坦率地说，我觉得目前教研活动对教师的帮助不大。每次活动找个教师说一说，这样当然可以，但是说完之后呢？没有人出来做个总结：这样设计是好的，为什么？那样处理这篇课文不妥当，又为什么？所以教师参加了活动，听到了许多，提高却不多。” [11]
她的同事，一位20世纪90年代参加工作的中年数学教师与这位老教师的看法十分相似：
“我自己在上课前的各项备课工作均花了不少时间，而且学校也针对这种情况，组织我们跨年级交流——因为虽然现在每个人负责一个年级，但都曾经教过初中各个年级的。这当然也很有帮助，大家有什么事情可以相互商量。可是这是不够的，简单说，我教的这个年级教学进度如何？快了慢了还是正合适？人家大学校有年级备课组，大家会协调和统一一个进度，我怎么办？一个年级两个班，就我一个人啊，和谁去商量？如果进度比其他学校差太多，期中考试学生就吃大亏了。现在教研室也不知为什么，不统一说明一下进度什么的。真是麻烦。教材教法分析也是这样，每次一个学校的教师讲，具体就是这个课怎么上，可是讲完之后，教研员也没个总结评价什么的。到底讲得对不对啊？哪里讲得好，哪里不合适？还得自己琢磨，而且现在教材变化这么快，自己琢磨的结果又怎么知道合适不合适啊？这样的教研活动，对教师帮助不太大了。”[12]
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师表示了类似看法：
“我们也会轮流准备，但总是感觉对自己帮助不是太大，花了时间准备，花了时间去听，但最后怎么样？没有人给指点。最后还是自己琢磨，或者回到学校备课组大家再商量，我们学校备课组人多，有几位经验丰富的教师，当然情况很好。但那些学校规模小的学校就比较惨了。”[13]
20世纪80年代末期参加工作，现在担任北京市某重点中学校长的原生物教师如是说：
“现在教研室的活动对教师的帮助的确不如从前。20世纪80年代我刚刚工作的时候，每次参加区教研室活动都觉得特别有收获，哪部分内容，应该怎么上，哪个问题，学生容易出错，出错原因是什么，等等。而且区里的教研员会主动找我这样的新教师个别谈话，提希望，提要求。问你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啊什么的，说实在话很温暖的。现在好像做不到了。教研室仍然组织活动，但经常是‘轮流坐庄’，今天这个学校某教师讲讲，明天那个学校某教师说说，但他们说的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不合适，经常没有分析和评价。如果身为年轻教师，哪里有能力判断呢，所以说对教师的帮助不如从前的说法我是能够理解的。”[14]
上述四位教师的教龄都在20年以上，很自然地，在谈到教研活动的实际效果时会进行时间跨度比较大的前后比较，简单说，在他们看来，教研活动的权威性下降了，作为教学指导和范例的色彩淡化了。
对比起来，近十年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由于经历所限，无从比较。一般说，更多地会直接谈到教研活动对自己的帮助。
某普通中学的初中一位外语教师的感受便很有代表性：
“区教研室组织的教研活动我是每次必定参加的。你看我们这样的学校，初中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就我一个人教。人家规模大的学校可以有教研组集体备课，那当然好多了，我找谁集体备课啊？当然也可以请教其他年级的教师，但毕竟人家有自己的任务，不可能让人家把你的教学任务当成自己的啊。所以主要还是得靠自己单干。说实在话，心里真的很没有‘谱’。参加区里教研活动对我特别的有帮助，可以听听，看看别人怎么做，也有机会和其他学校同年级的教师讨论一些问题。所以啊，我觉得教研室组织的活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