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是从某种状态改为另外一种状态。那么，谈到教研室职能的转变，首先就需要明确，教研室究竟应该做什么？有哪些基本职责？哪些职责是过去需要如今不再需要的？哪些是过去没有需要而如今必须满足的？如果说到转变，这些都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很简单，如果对于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转变”就将成为盲目行为。当我们做出某个机构是否称职，或者某种角色应该如何判断时，其实总是根据特定标准而言的。也就是说，存在着某种比较公认、基本清晰、相对稳定的标准，对照这样的标准，才能够做出“称职”或者“不称职”，以及“应该”或者“不应该”转变，怎样转变等等的判断。那么，关于教研室和教研员，有没有这样的标准呢？恐怕是值得讨论的。这样讲当然有依据——最直接、简单的就是眼前的事实：关于“教研员应该如何”的讨论尽管热烈，却众说纷纭。如果存在着公认的标准，那么讨论就不会是目前这样，而是会更多地集中在“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教研员”之类题目上。不过，说完全没有相关的标准，显然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在各级教研室规章制度中关于教研员的条文内，都十分明确地规定着教研员的责任、工作对象甚至工作方式。
既然存在标准，何以又会出现如此热闹的关于“转变职能”的讨论呢？无非两种可能：要么，虽然存在标准，但其被认可程度、权威程度、稳定程度并不理想，因此，需要加以思考，进行充分的研究、探讨，以便最终能够澄清、确定；要么，已有的标准被认为不再适用，因此需要部分的或者根本性的改变。而后一种情况则更加复杂，如果标准的改变是根本的，便关乎到教研员角色的存废。显然，一旦关于某物的标准发生彻底变化，那么某物就不再是某物，转化为其他了，无论是否依然保留原来的称谓。由于前面提到，事实上各级教研室都有关于职能的具体规定，那么所谓转变应该是后面的情况，运用逻辑演绎，我们的讨论至此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今天，中国的教研系统的职能需要彻底地改变吗？
实际上，近年来教研室的“职能转变”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或者“紧锣密鼓”，或者“静悄悄的革命”——已经或者正在发生。比如机构的新变化，比如传统教研方式的弱化，比如以科研项目制带动教研……这些转变的结果如何？现在下结论也许过早，不过，实在是一个值得认真、慎重地对待，充分、彻底地讨论的问题，虽然我可以说是个“局外人”，还是不揣冒昧，很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2006年，成都某区一位教研室负责人曾经对我说：“教材教法分析，基本都是我们的教研员自己讲的。”说这话时，表情和语气中是满满的自信与骄傲。联想到此前所接触到的其他地区教研员几乎同样的表达，我能够理解这位负责人在这段话背后的潜台词：教研员在准确把握理解教材、恰当选择和运用方法方面是权威，他们能够给予教师最需要的东西。她还告诉我，由于新课改力度很大，他们工作有些调整，于是，“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在总结我们的工作，跑学校相对少了一些。学校立刻乱得不得了，觉得教研室不管他们了，成绩下滑，马上见效，立竿见影。”我相信这种情况在全国绝非孤例，还没有“职能转变”，只是弱化了一些作用，便有如此后果！
到目前，还不能说有多少教研室已经完成了“职能转变”，毕竟由哪里转到哪里仍然“月朦胧鸟朦胧”。但传统的教研方式的的确确是受到了冲击的，对此，最为敏感的应该算是身在教研室的教研员们和中小学教师们。由于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不断地与他们打交道，很自然地得到了许多与这个话题相关的信息，正是这些信息，令我觉得“职能转变”令人担忧。
北京的一位20世纪70年代参加工作的高中语文教师，在即将退休之际对于这种变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