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地位举足轻重，而且因教学本身的独特意义，借助组织外在化，教研组织事实上早已成为独立的三级系统。但是，教研室的“名分”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颇为“尴尬”的话题，在近十年中，其尴尬程度甚至更为严重。与教研员们相处时，每每感觉到他们的“烦恼”。按照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说法，“烦恼发生于个人的性格中，以及他与别人直接相关的范围之内。烦恼所关系到的，乃是个人的自我，以及他身临其境、亲身体会到的有限社会生活。”“议题所涉及的事情则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与内心世界。议题所关系到的，乃是整体的历史社会——由许多的个人情境组织而成——的制度，以及不同情境交错互渗——以形成社会与历史生活的大结构——的方式。议题是公共事务：人们觉得某些大众珍惜的价值受到了威胁。”[1]关于教研组织的“名分”，兼有“烦恼”与“议题”双重色彩，作为教研员，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对于自己生存的组织，都存在着“身份认同”的困扰。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这种困扰不断升级：有时表现为生存危机，有时又表现为角色错乱，颇值关注，特别是，这种困扰在不同地区的教研员们身上如此普遍地存在，以致必须承认已经“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与内心世界”，成为不折不扣值得认真对待的“议题”。
一、安身立命之难：追求升学率魔咒
有两个主要的问题，时隐时现，或明或暗，始终缠绕着教研员和教研室，事实上威胁着他们的身份认同。其一，学校教育的历史那么悠久，而教研室的历史却如此短暂，学校教育的空间那么宏大，而教研室的活动却如此有限。这些人人看到的现实，必然驱使人们追问教研室的存在价值。其二，更为直接和难以回避的，中国基础教育近30年来愈演愈烈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宛若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教研室的上方：为教学质量而产生和负责的专门组织，难道能够就此洗脱罪责吗？
身份认同的困惑时时处处地表现出来。
“大多数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对教研室的工作性质和工作职能的定位不准确，认识不到位。一些地方仍然把教研室看作是教育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把教研室作为自己开展工作的‘别动队’或‘救火队’。哪个部门需要评估要请教研室，哪个学校的某个学科薄弱，要请教研室去指导、检查，要是哪一年高考成绩比上年有所回落，或比某地方差了，那他们就会断定是教研室没花工夫或指导不得力，接下来，就会要求教研员在编试题、搞统考上要多花时间，甚至哪个学校缺分管业务的校长，也要把教研员调去……。”[2]
这段话所描述的，大概是县（区）级教研室最逼真的写照。不独如此，言语间流露的情绪也十分有趣，根据我们的讨论，教研室本身就是为教学而存在的，既然如此，“学科薄弱”“高考成绩回落”“请教研室为此投入力量”岂非名正言顺？而在这段话中，却分明是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一种为教研室寻求“罪责开脱”的情态。不错，这正是目前教研室和教研员们时时刻刻面对的尴尬，无视成绩和升学率，教育行政部门必然问责；重视成绩和升学率，逃不脱“应试教育的大棒”——只需祭起“片面追求升学率”大旗，那是百发百中，教研室全无招架之功，真是进退两难。
教育行政部门实际将教学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委托给了教研室，教研室也就必须面对教学质量的评价。学校之间、地区之间也总会有质量上的高下比较，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不过在今天的中国，却被异化了许多年——官员的升迁、学校的声望、家长的选择、教师的收入都被绑在其上随之载浮载沉，于是成为诸多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