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在中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存在，学校已发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也是最普遍的社会制度之一。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几乎没有人不和学校有一定的关系，即使没有直接关系，也会有间接的关系。”[8]如今，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独生子女政策更加剧了人们对于学校的热情和关注。在中国的的教育制度下，即使是最边远地区像故事片《凤凰琴》《一个也不能少》那样只有一名教师的山村小学，同样有每周一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而算术课的例题和习题，期中与期末考试的安排，也与最发达地区的学校保持基本一致。这种一致的实现，主要是依靠前述教育行政系统来承担的，这样的行政系统，像一条纽带将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门基础教育的规划、要求与学校的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入学、毕业、课本、学校建筑、校园建设、教师聘任和培训，举凡中小学中所有事宜，均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之内。教研系统的工作对象：学校教学，当然也是基础教育主管部门的任务。上述种种事务固然繁重，却自有其周期和规律，通过制度化可以凭借经验和惯例相对轻松加以处理，何至于对分量重大的教学“鞭长莫及”呢？又何须教研室这一机构呢？
我们可以从某所学校收到的上级文件中做一番透视，收“一叶知秋”之功。
2006年的头一场雪，并没有来得比往常早些。在这一年里北京市某城区的某中学，一如既往地要从自己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该区的中教科——接到各种文件，学校一位专门负责档案的年轻女职员，忠于职守地将所收到的文件逐一编号存档，于是，年终时便有了下面这份“北京市某区某中学2006年收到的由所在区教育委员会下发的文件目录”。
为了更好地品味这份目录所透露出的信息，不妨再复习一下中国基础教育的行政管理体制及其运作方式。作为该中学上级领导的区教育委员会，对中小学校行使垂直的领导关系，经常直接向学校发布各种管理要求，具体的发布者是则是区教委。同时，北京市教育委员对区一级的教育委员与也行使垂直的领导关系，这就是说，北京市对于基础教育的日常管理，并不直达到学校，而是以垂直方式即通常所说科层管理体制，通过市、区两级教委，最终达到学校层面的。这样，学校所接到的文件，包括了由区教育委员会转发的市教育委员会的文件，和区教育委员会自己下发的文件。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是用市教委和区教委的名义，但具体操作这些针对中学文件的部门，正是市基础教育处和区中教科。
细心些可以看出，按照序号，下面的目录并不完全，据说有些文件未发到学校一级，这就意味着区一级所发和转发的文件数目还要大于目录中的总和。
北京市某中学2006年收到的由所在区教育委员会下发的文件目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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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一个并不十分完全的目录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许多非常有趣的特征。
第一是“非本色”。文件中涉及的大量工作超越了学校教育领域。表格中罗列的目录内容庞杂，用“五花八门”“千头万绪”来概括毫无夸张。举凡任何一个中国“单位”所必需的工作，皆应有尽有。正如学者们所说，中国的社会生活是在各种各样的“单位”中展开的，学校作为一级单位自然也不例外。从“切实加强元旦春节期间学校安全工作”（见上表[2006]2号）、“加强春季群体性流行性感冒防控工作”（[2006]13号）、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防控工作（[2006]14号），到学生IC卡月票发行工作（[2006]18号）、少儿互助住院医疗金收费工作（[2006]37号），直至开展学校食品卫生安全检查（[2006]52号），等等。尽管人们一致同意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全年专门下发的与教学有关的文件却只占据1/10左右。从总体上看，牵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工作中，许多与教育部门的“本色”相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