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豫指出，教材内容增多、加深在英语科目体现最为明显。‘以去年秋季开学刚开始进行高一新课改的英语科目为例，’李豫说，‘新教材高一英语上学期两册书共10单元，生词625个（包括重点词汇、短语及所谓只认识不掌握的）。此前用的是一套，即2003年版高一上共一册12个单元，488个词语。新教材比老教材相比词汇量增加137个，增加幅度达30%。’”“新教材不仅词汇量大幅增加，内容的难度和广度也增加不少。”“李豫指出，教材中的内容难到学生甚至无法用中文完成，更谈不上用英文分组讨论了。比如教材阅读理解中让学生完成小组讨论‘像琥珀屋或圆明园这样的失去的文化遗产是否值得重建？’”
“教材内容为何越编越难呢？一位从事过教材编写的业内人士透露说，每一次实行新教改，教材内容都要重新编写一遍，但教材的编写者并不是一线的教师，他们只是按照自己掌握的教育教学理论，认为教材应当按照他们理解的‘教学大纲要求’去创新，于是教材内容是面目一新了，但却忽略了教师的教学能力、学生的认知能力是否能适应他们的创新。”[6]
其实，教辅也罢，教科书也罢，都难以独自承担起加重学生负担这样的“罪名”。还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教育问题是无法离开社会和历史背景来考量的。
记得2007年5月，我第一次踏上宝岛台湾，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美丽风光，便先遭遇了一道熟悉的风景线：满街的家教辅导、补习班广告扑面而来，书店里“汗牛充栋”的教辅图书琳琅满目。除了用来吸引家长和学生的遣词略有差别，几无二致。
三、悲喜创收
某市教研室调整，主要领导换届在即。因为曾经连任，各种创收积累颇丰，其时正值购置商品房大潮，于是准备按照教研室成员工作年限和业绩，将其中部分加以分配。然而报告打上去后却未被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事情已经过去若干年，至今，当时与闻其事的教研员仍然耿耿于怀：这些钱主要是教研室创收所得，最后全部充公了，有失公平。
教辅是教研室创收的渠道之一，教研员们对此并不讳言：
“不许乱编教辅，在2000年前后风声特别紧。所谓乱编，就是没有书号，印白本。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辅全部由政府买单，每科限定一本，对内容、篇幅等方面都有控制。具体的，各个区都会自己编一套教辅，主要是为了符合自己学生的情况，实现教学自监控，当然，也有经济的利益在里面，但经济利益是次要的，如果不管，更乱。”（LT，2010）
那么，这种创收对于教研员们利益究竟有多少？这位教研员回答了我的疑问。
我：教研员的收入比普通教师如何？
LT：前些年普遍好些。现在吗，一般来说，与中小学教师相比，属于中等。也就是说，比起条件好的学校的教师，要低，但比一些条件一般或者较差的学校的教师，要高。
我：这个中等包括了教研室创收所得的分配吗？
LT：当然包括。
我：如果教研室彻底放弃创收行为，只靠上级下拨的经费发工资，可能会怎么样？
这位负责人用观察白痴的眼光看看我；“很简单，我们立刻散伙，”说得云淡风轻。
“单位作为单位人安身立命的场所，一度也是唯一的场所，单位行为免不了为教职工谋福利的目的。人不能拽住自己的头发脱离于地球之外——人是在比较中生存的，别的单位都在为自己的职工谋利，教育单位不可能也不必免俗。这样的谋利行为合法化后，单位成员的安全感提升、相对剥夺感降低，单位使命感油然而生。”[7]不错，同在教育领域，要求教研员们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国家经费支持的工资，在今天很不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