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Z：三个区县同时编的，就是北师大出版社当时同时找了三个区县，西城、东城、海淀，然后西城东城的书在北京市卖，海淀的书全国卖，发展到最后因为太多了，它不能把书全印完了发过去，卖清样。
我：就跟人教社的那个什么一样。那么后来海淀区换了新教材了，东城西城它们那个书还继续卖吗？
GZ：那我们就不关心这事儿啦，我们就脱开这个啦。
我：是不是有命令，不许印，没有吗？
GZ：没有这事。
我：但是有很多批评，有很多抨击。
GZ：当时说这个事有个什么原因啊，就是各区县有个大白本，不是正式出版物，所有的练习册都不是正式出版物，要求各学校自己订，后来就发文，说这种是违规的练习册，违规出版物必须杜绝。
我：大白本是什么呀？
GZ：就是所谓内部印刷品啊，区里面印的，各区都有。
我：那咱们不算。
GZ：咱们不算啊，咱们一直是正式出版物。海淀后来和中国书店出版社联合在一起，就出了后来的练习册，新课标之后一直就是那个。
我：那现在这个量还很大吗？
GZ：还行吧，因为只有海淀用嘛。
我：外地也可以用啊，只要它和你们用一样的教科书它就可以用。
GZ：对，也可以用。
我：今天终于说明白了，我之前听了很多个版本啊，都不一样的。有的年轻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没编过，他可能不知道以前编过。
就此，似乎可以说，教辅的滥觞，教研室难脱干系，可是，如果让教研室承担滥编滥发教辅的全部责任，恐怕又会造成新一桩“冤假错案”。
针对教辅市场的混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严格规范各级教研室编写教辅图书的行为。以成都市某区为例，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科书全部免费。与教科书配套的各种练习册、参考资料等，则由各区教研室负责编写和发行一套。据了解，这种情况在全国有相当的代表性。不过，即使现在基本只是“仅编一套”，仍然有许多教研员们会以个人名义甚至匿名方式参与“编外”教辅的编纂。说到底，既然有市场，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人来编写，何况利润丰厚。现在，教辅图书的最大获利者，早已不是教研室，甚至不是制度内的任何教育部门。据称，一些民间公司在教辅图书的编写出版上的产业链相当完善，许多人藉此不仅脱贫致富，而且跻身千万甚至亿万富豪之列。
教研室退出教辅图书作者的行列，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似乎并不容易做出结论。
那么，教辅与学生负担又干系如何？一位教研员（LT，2010）如是说：
“教辅的主要内容是各种习题、教学目标——按照教科书各章各单元的情况、学习指导——如思路指导，这个题怎么理解，这个知识点怎么理解，它跟别的知识点有什么区别。教辅每年都需要修订，改动20%～30%的内容，依据主要是中考、高考学生对这些题目的使用情况。”
如果说是各种教辅增加了学生负担，可能不太准确，至少听听不同的声音。
“李豫是广渠门中学英语老师，一直关注学生负担过重问题。目前虽已退休，但仍然给一些学生辅导功课。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这个问题，之所以提了多年而未能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方面的原因从过去到现在似乎从未提过，那就是教材的内容日益加多、加深或是做一些不合理的变动，从而形成了一个很难理解的怪圈。’李豫说，‘教材的编写者似乎认为，所有的孩子每隔几年智商就要提高百分之几十，可以学越来越多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