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2006年12月2日，发表题为《黑心教辅书一周出一本》文章。“‘精华’、‘大全’、‘名师’、‘名校’……这些**人的字眼总能让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掏腰包。”“在某网站的论坛中，一篇题为《当一个负责任的教辅书编辑，我都快哭死了》的帖子，引起了众多出版社教辅书编辑的热烈回应，纷纷跟帖曝光劣质教辅书出版黑幕”。“浙江某所省一级重点中学的高三教师蒋明明（化名）曾参与了不少教辅书的编撰工作。他说，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教辅书，都会挂上顶尖名师的名字，但挂名师名字的书太多了，名师怎么可能都亲自编写呢？蒋明明告诉记者，做这部教辅书的出版社或图书公司和这些名师都会签订协议，名师只要同意挂名，就能收到一定的挂名费。”“‘最糟糕的是，有些书商根本就是随便找了几个人来编写，最后编撰者的名字全是杜撰出来的。’浙江一位做教辅书非常成功的民营书商马先生对记者直言。”
“网友‘彼岸是金’曝光说，‘上午领导让一个同事换一本书的题，说只要全书换10道题左右就可以了，不然编校部门不愿意，出片的也不愿意。’在教辅书市场上，内容的大同小异太普遍了。很多学生在做练习题的时候常常会发现，这本做过的题，在那本里又出现了。”“第一次出，还会创作一些原创的题目，等到第二年，基本就不会再有什么新东西了，稍微地改头换面一下就行了。”“有业内人士笑言，在这一行，粘贴、复制的水平要很高。凡是市面上出现一本质量不错的教辅书，很多书商就会把它‘拿来’，重新包装成自己的书。”
“浙江新闻出版局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要分辨正版教辅书的优劣，比判别盗版书更难。”
上述几例，不过是冰山一角。却也清清楚楚地表明，教辅已经与各种各样的腐败结结实实捆绑在了一起。教研室有权力编写教参，教研员有能力编写教参，而且，曾经并且仍然在继续编写着形形色色的教参。对于以上种种，实在难脱干系。
二、“剪不断，理还乱”
对于教辅图书如今的乱象，教研室及教研员们到底又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追究下去，发现就如基础教育领域的许多问题一样，很难做出简单清晰的判断。
下面，是对北京市某区一位资深教研员（GZ，2008）的访谈。
我：有一个问题，您别介意啊，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前期，海淀区的卷子和教辅之类非常有名，不光是在北京，外地也都来，好像可以花钱买。这个事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
GZ：这个事情特别简单，从1972年开始，海淀（区教研室）就在重庆出版社出了一套教学辅导用书。
我：正式出版的吗，还是内部资料？
GZ：正式出版，1972年，而这样的书全国当时没有。
我：那里面内容是什么呀，全是题吧？
GZ：除了题，还有对知识的认识。这知识为什么要这么用，从初一到高三，每个年级都有，这个东西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后来的知识删减、教材的变更，然后做一些全新的解释。
我：这个书发行量很大喽？
GZ：很大，重庆出版社就是因为这套书，在重庆盖了一个最高的大楼。当时就是这套书，一年可以盈利一个亿。这是一个历史原因，还有一个历史原因呢，就是当时是全国统一高考，而海淀区教研室有这么一批老师，潜心地研究知识，研究教学，当然也研究高考，形成了一个团队。
我：那这个书的署名是海淀区教研室吗？
GZ：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在进修学校之内。
我：那后来这个钱是都归了教研室吗？那教委也不干呀！
GZ：教委收一部分稿费，好比说100块钱稿费，教委收10%。
我：这样的，那海淀区教研室就曾经很有钱啦！
GZ：也谈不上，因为有作者的钱啊，抽了10%后基本不留，都发给作者了。
我：除了教研员，作者也包括一些中小学教师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