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图书出版业中，出版品种最多、印刷数量最大、发行码洋最高、利润最丰厚者，就是中小学教辅图书。在世界出版业中称得上独特，也是绝对的中国特色。全国有超过500家出版社涉足教辅图书的出版发行，而全国出版社总数是560多家。[1]据统计，全国每年中小学教辅图书码洋达到数百亿元，类别超过10万种。[2]
对于形形色色的教辅图书，人们褒贬不一：
“我不赞成‘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观点，但教辅的存在，有这个市场，自有其存在的理由。”[3]
“如果不能说，教师需要教辅就说明有不会教或教不好的老师（其实这一点在某些教师身上是存在的），至少可以说，学生需要教辅，肯定有不会读或读不好的学生；对家长而言，不会辅导孩子的家长则大有人在。让教辅来帮助教师教学，帮助学生学习，帮助家长辅导孩子，又有何不可呢？”[4]
“教辅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所见的，所练的，都是别人预设好的过程，很容易使我们形成思维定势，造成经验错误。”[5]
一、众矢之的
2005年12月8日《北京青年报》刊载了《谁在教辅市场浑水摸鱼？》一文，这是目前所见到有关教研室经济问题的较早且较为详细的报道。报道称：
“河南省纪检和检察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发现，河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和基础教研室部分干部在辅助教材等发行过程中，存在贪污受贿、私设小金库等问题。目前已有6人被移送检查机关，其中包括一名副厅级巡视员和3名处级干部。”当年4月，在专案组对基础教研室的财会账表突击搜查中，发现了秘密隐藏的‘小金库’账册。对账册审核发现，1998年以来，该室截留的辅助教材稿费（这些稿费本应发给编写教材的基层教师）高达3000多万元。这些钱被随意开支、挥霍。报销凭证中，万元以上的洗浴卡、饭店及娱乐场所的发票、旅行社的发票等无奇不有，甚至在国外超市购买服装、生活用品的购物小票，也被折算成人民币报销。”
尽管教育领域的腐败早已不是新闻，就“证据确凿”的教研室丑闻，这则报道还是比较早、披露细节较为翔实的。
2006年11月2日，《南方周末》发表署名金新（特级教师）的文章，“公权私用乃应试教育泛滥到中考的元凶”，对某教辅做了严厉批评。该文提到，某市2006年各类高中招生考试之语文试卷的文言阅读选用的是《名臣狄仁杰》，而这一语段曾经出现在《九年级语文读本》中，该书系负责出中考语文卷的教研员所编。“此‘读本’的每一段语段前均有‘阅读提示’。……看过的学生，只要智力正常，参加中考答题，不是得心应手，就是驾轻就熟。”“时下许多地方的中考属自由命题，由教育局教研室负责，于是那些以教育局教研室的名义，并在封面上赫然打上‘师生共享’、‘体现中考发展’、‘突出实际运用’等客观上具有**暗示性质字样的书，每年就成了学生的抢手货。”“书是个人写的，稿费是个人拿的，却以教育行政部门的名义来造势，以牟取利益更大化。这是否属于公权私用？”“他们做出的解释竟然是：‘现在还没有哪一种法律禁止教研员出书！”“教育领域利用命题方便公权私用的情况应该不是个别省市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