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TIMMS的成就比较中，日本学生的成绩一路遥遥领先，引起了西方教育界的重视。于是有学者专门研究日本的学校教学，发现了日本学校中的lessonstudy——课例研究。于是俨然成为一个研究领域，考察、分析、比较，热闹非常，并且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有关论文以及专著。
美国学者JamesStrigler和JamesHirebert于1999年写成《教学的落差》（TheTeachingGap）一书，敦促美国教育界重视课例研究。该书介绍了日本的课例研究，据称其中亦包括了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有关经验，但根据目前所见信息，还是以日本为主。此后，美国相继成立了多个课例研究中心，协助有志运用课例研究的学校和教师正确和有效地使用课例研究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这一热潮至今方兴未艾。（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课例研究小组和MillsCollege的课例研究小组等）香港参照了日本授业研究和中国大陆的教研实践模式，于2000年开始发展课堂学习研究。2005年12月和2006年12月，香港教育学院组织了第一、第二届课例研究年会。来自美国、英国、日本、瑞士、澳大利亚、新加坡、伊朗、中国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目前仍然在继续，一两年一次。
据称，日本的课例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1963年，日本成立全国性课例研究组织：全国授业研究协会，此后逐渐发展。近年来大陆地区也有人开始注意到这一对象，并且有论文出现。如，“课例研究又称为授业研究，是源自日本的校本教师专业发展模式，有超过20年的历史。”[1]徐浩斌、周明的《日本初任教师教学辅导教师制度之探析》[2]，曲铁华、孙帅《日本教师研修制度特点探析》[3]，李祥兆《教师“研课”在日本》[4]，等等。此外，还有专著如：《当代日本授业研究》[5]。在这些研究中，课例研究是作为日本的先进经验被介绍和分析的，少有比较对照，即使个别文章提到，主要也是指出差别，而且多少带有日本经验优于中国传统的倾向。
日本的TIMMS成绩自然值得人们尊重，也值得我们深思。但说到他们的“课例研究”，从研究角度自然也该关注，却实在不必当做什么新的事物介绍引进，因为它在中国便存在，而且我们的要比日本的早得多。“课例研究”对于大多数中国教育工作者来说当然是新名词，但是，如果进一步了解“课例研究”的具体目标和内容，或者更为简洁地将这个又新鲜又洋气的名词置换为另外一个词“集体备课”，那么中国教育的中小学教师多半会恍然大悟：噢，原来是这个！事实上，许多熟悉基础教育教学实践的人都曾经表示，所谓课例研究，与我国中小学校的集体备课基本相同。
根据国外学者的概括，课例研究一般由教师组成学习小组，定期会面，共同合作设计、实施、评量和修正教学活动设计。在课例研究的过程中，教师要一起协作：（1）共同拟订教学活动设计；（2）实施教学活动设计；（3）讨论教学活动设计；（4）修订教学活动设计；（5）利用新修订的教学活动设计进行教学；（6）分享对新修订的教学活动的反思。[6]
按照这样的解释，如前所述几乎所有的中国大陆中小学教师都会判断：“这就是我们平时的集体备课。”虽然没有做专门统计调查，但我曾经向若干中小学教师介绍“课例研究”并且征询他们意见，得到的反应与上述判断高度一致。在中国大陆，课例研究在基础教育各个阶段普遍存在。其历史之长久，制度之完备，作用之强大，都远远超过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