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正是科举将废学校始兴之时，当时师范毕业生凤毛麟角，为使教师教学有所凭借，商务印书馆编写了与教科书配套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教授法》。“皆按三段教授法次序，加入练习、问答、联字、造句等，编辑教授法。”[4]这大约是中国基础教育最早的教案了。
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教育杂志》在第一年第一期《教育杂志简章》便刊登了《悬赏征集教案简章》，称“本社为读者诸君研究教法，交换智识起见，特悬赏征集教授案，每月一次，于修身、读本、作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等门中，择一门命题。”[5]
1909年，《教育杂志》第2期在封底登载了“第一期悬赏征集教授案”的广告。
到了1916年，《教育杂志》第八卷十二号广告称：《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案》由“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教员新编”，为“教员必备”。1917年《教育杂志》第九卷第一号广告“共和国教科书又有新编教案出版”，称“近复由江苏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全体教员，按最新式最完备之教学法，逐课编成新国文教案全部，教师手此一编，不特教科书之精神全然明显，即教学法之进步，亦可不劳而获，从未出现之善本，另有样书，函索即寄。”
似乎不可思议，以商务出版社之尊，竟然鼓吹“不劳而获”，今日读来，颇有喜剧效果。清末民初的教案盛行，可以解释为彼时新旧教育交替，教师需要这种书籍帮助才能完成教学任务。时过境迁，中国教育早已今非昔比，教案却并未成为明日黄花，理由并不那么简单。
其实，无论出版社如何兜揽，教师们心知肚明，就算是最优秀教师所编写的教案，也只有参考价值，无他，彼课堂非此课堂，彼学生非此学生。真正行之有效的教案，只能产生于针对自己学生的实际水准，下苦功夫才能形成，“不劳而获”固然可以应付一时，效果却难以求佳。校长们自然通晓其中关窍，对集体备课通常极为重视。一般会要求有计划，并且说明时间、地点、内容、主讲人的详细安排，并且会检查评估。很多学校有专门制度，校长、主任等负责人分别负责某学科的教研组，定期或不定期参加或旁听集体备课活动。有学者在谈到缺乏关于集体备课的研究时，曾经质疑：“集体备课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是解决教师自己能够解决或在个别交流中能够解决的问题，还是着重解决个人难以解决的问题？个人在备课中难以独立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6]
在此，尝试对于这位前辈学者的问题做个粗浅回答。先得说，就备课这件事，其实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教师个体解决不了的问题，教师都是受过专门教育的人，除非刚刚走出校门，大多数人是可以独立完成教学所需要的“教案”的。但教学是复杂的事情，同样的课，可以精彩纷呈，也可能单调乏味，可以精辟严谨，也可能错误百出。学校自然要尽可能追求精彩和精辟，避免乏味和错误。就此，集体备课成为必须。一是，在个人充分先行准备基础上相互参照、彼此佐证，自然可以取长补短；二是，一所学校同年级教学是要统筹规划进度相当的，不可能设想每个班级各行其是，集体备课所形成的基本教案也为此提供保证。
3.集体备课的演变
自50年代以来，集体备课一直在中国基础教育各个阶段学校中存在，是教师们展开教学工作的强有力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