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三日不弹，手生荆棘”，老教师已经把看家本领忘记得差不多。“**”期间参加工作的新教师自己的文化课基础就是“灌了水”的“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之类，恢复和保证教学质量的急迫和艰难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教研室大显神通，促使中小学教学活动迅速地走上了正轨。对此，国家曾经给予实事求是的中肯评价。在1990年那第一份有关教研室的专门的红头文件中便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区）各级中小学教学研究室（以下简称教研室）在恢复和稳定正常的教学秩序、执行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开发教学研究，总结推广教学经验，积极组织教改实验，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以及加强中小学教材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提高中小学教学质量做出了积极贡献。”[4]
一位亲身经历了教研室的恢复，重建，于21世纪初退休的北京市教研室负责人（FH，2006）回忆。
“1986年，当时的北京市教育局长宣布组建北京市教育局教学研究部，任命我担任主任，拨款20万元作为经费。办公地点在宣武门附近，就是今天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所在地。
我在此之前已经担任了多年教研员。80年代，那时是教研室发展最好的时期。教研室和教研员在教师当中很有威信。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大环境对于教学抓得很紧，因为‘**’耽搁了十年，很多教师不知道自己教学的问题在哪里，也不知道如何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而当时教研室的教研员都是一些有经验的优秀教师——是从各个学校抽调上来的。看一看课，就能够提出非常有针对性、非常有帮助的意见，教师当然服气。”
这一时期，各地教研室先后基本完成了三级教研组织的建设。根据前面所说，大致情况是，原来没有省级教研室的，这时开始组建，原来就有的则得到恢复，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教研室应该是在这个时期成为全国范围的普遍存在，县（区）级教研室基本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基础教育的庞大躯干之中，已经普遍建立起了三级教研组织（学校教研组也已经恢复），权力、地位、人员、职能等，得到了上至教育行政部门，下至中小学校的广泛认可。
此时，整个教研系统欣欣向荣。
二、稳定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
1.春风拂面
根据老资格教研工作者的说法，这一时期是教研室的“黄金时期”。
一位教研员（FH，2006）这样回忆：
“各地一些人员的印象，教研室的黄金时期是在90年代前后。当时的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曾经每年召开全国范围内的教研工作会议，参加的人员就是各省市自治区基础教育处处长、教研室主任，除了这两部分人员外，有时还有督导办公室主任。因为当时成为惯例，我们还自己戏称为‘基督教’成员。除了教育部召开的会议之外，教研室还自发地成立了非正式的、民间色彩的组织。比如，当时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教研室每年召开联席会，教研室的主任和副主任参加，主题就是交流有关信息，介绍各自的经验等，后来重庆也参加了。
当然，因为多在寒假暑假期间，也有那么点旅游色彩，都是选在比较有名的旅游地点开会，也会安排旅游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