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物理，不过那时叫做‘工业基础’，讲什么‘三机一泵’：发电机、起重机、拖拉机、水泵。生物，叫做‘农业基础’，讲蝗虫灾害，化学叫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讲如何防原子弹什么的。就是这点东西，其实连一半都没有讲完。老师也想讲，但很小心，一不留神就会被说成‘复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学生很牛的，想听就听，不想听就起哄，教室可以随进随出，老师是不管——不敢管的。作业老师还是会布置，但是不是完成没什么关系，考试是彻底没有的。总而言之初中三年没有学什么东西。”
此后直至“**”正式结束，虽然断断续续地几次“复课闹革命”，但学校教学秩序一直没有真正恢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没有正规的考试。当然各地不太一样，有些地方好一些。1972年7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回国的美国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时，“表示赞赏他关于加强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和研究人才培养的看法和建议，并要求会见时在座的北京大学教授、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培源‘提倡一下理论’。”他对周培源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此后，周恩来还指示：“现在强调实践，对理论提倡不够，学校里的基本理论课也少了”，“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大中学毕业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回到原单位，有些人可以留下来深造”，“从理论上提高。”[2]显然，周恩来希望借此机会恢复教育秩序，然而毕竟回天无力，此后的中学生毕业后仍然面临上山下乡，直接走入社会。邓小平1974年复出使得此事有了些希望，但很快到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使些微的希望成为泡影。1970年至1976年期间，根据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部分高校招收了“工农兵大学生”，录取方式是选拔推荐来自实践领域的工农兵青年，与中小学教育教学全无瓜葛。
当噩梦终结，举国进入“拨乱反正”、中小学也开始步入正轨，开始进行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时，一方面，广大教师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人们尴尬地发现，许多教师实际上已经不会教书了，当时教育界“拨乱反正”任务极为艰巨。各级教研室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NG老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退休前一直担任北京市某区教研室的教研员，先后负责小学地理、社会、思想品德课程，也是全国唯一的小学社会课的特级教师。[3]1961年，他高中毕业于在北京颇有名气的二中，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家庭出身”有问题而不能报考大学，被分配到北京市朝阳区担任小学教师。“**”中经历坎坷，在东北农村“劳动改造”十余年。1980回到朝阳区某小学，1985年调到朝阳区教研室担任小学地理教研员。对于那时的教学状况，以及教研室所起的作用，NG老师印象鲜明。
“当时教研室的作用非常强。那时教师的水平普遍是比较差的。老教师基础当然好些，但多年没有正式上课，专业已经生疏了。新教师本来就是‘**’当中毕业的，自己都没有学到什么，而且大多数高中，甚至初中毕业经过短期培训就上岗了——那时的短期培训有可能只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而已。所以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讲错、讲拧、讲不清楚的事情太常见了。笑话也是挺多的，有个老师讲中国的大城市上海，说‘上海是我国经济文化都很先进的城市，有许多著名的高等学校，包括军事学校，比如著名的黄埔军校就在上海’。至于上课，什么上课的基本环节、什么启发诱导、新旧知识衔接等，许多年轻教师完全不懂，上课就是念课文，然后教师自己随便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