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教研室的由来
一、“疑似”的苏联血统
如前所述，教研组织并不是按照国家行政系统自上而下建立的，那么，它究竟起源于何处、发端于何时呢？迄今，虽然一些学者有过论述，但专门研究并不充分，也就没有十分确切、清楚的结论。在流行的种种说法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提到：一是教研室这种专门组织来自于苏联；二是教研室这种专门组织在新中国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
关于第一点，以下论述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在高等学校建立了教学研究室，作为学校教学和科研的基层组织；在中等学校和部分小学，按学科分别设置教学研究组，简称教研组，教研组的主要职能是组织教师学习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研究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学方法，钻研教学理论和专业知识，以及总结交流教学经验，帮助新教师提高业务能力等；在省、地、县三级教育系统设有教学研究室，主要负责本地区一部分教学管理，以及学科教学研究与指导等工作。”[1]“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开始成立教研室，”成为“从事中小学教学研究和教学业务管理的机构，是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教学工作方面的助手。”[2]
在其他一些涉及教研室起源的文献中，也有类似的描述。不过，进一步追问，苏联基础教育的教研组织是怎生模样？中国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学习苏联这一经验的？对于这些问题，很难找到清楚的说明。说来有趣，今天这样庞大而作用举足轻重的组织，却禁不住“家谱”的考据，颇有“身世迷茫”的味道。
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教育领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凯洛夫和他所主编的《教育学》，那么，能否从中找到教研室的踪迹呢？
195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苏联1948年莫斯科出版的版本，翻译出版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全书二十一章，皆未提及“教研室”或者“教研组”。[3]
1954年12月13—14日，凯洛夫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主席团召集的教育学问题会议上做了“苏维埃教育科学的现状和任务”的报告，在批评当时苏联学校“未能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钻研真正的、有科学根据的教学和教育方法的技巧”时，提到“各种教学小组、教学研究组、教育研究室，甚至教师进修学院多半是在日常工作中，‘训练’教师去应付眼前的功课”。[4]
195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翻译并出版了苏联1956年版凯洛夫主编的新编《教育学》。在这一版的第十六章中，有相当篇幅的文字，讨论了“教学研究工作及其相应的组织”。[5]
以上资料显示，同样由凯洛夫主编，1948年和1956年的两个版本《教育学》中关于教研组织的讨论从无到有，处于两个版本之间的时期作为主编者凯洛夫本人讲话明确提及了教研组织及其活动，为这个从无到有做了“旁注”。对此，似乎可以推测，最初编写《教育学》时，苏联的学校教研组尚未成熟，因此稍晚才在后来的《教育学》版本中进行了专门阐述。这种理论滞后于实践情况在教育实践中十分常见，合乎情理。
既然凯洛夫《教育学》没有发放“出生证”，那么是不是可以转向当时的教育实践领域去看看？
十分幸运，在2010年看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博士董绍才的学位论文[6]，其中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按照这些宝贵线索追踪，果然大有收获。
最早在1951年，《人民教育》编辑部便翻译并刊登过“阿拉木图的教育研究室”“教师进修学院规程”“区教育科教育研究室规程”“教师进修学院和区教育研究室”文章，对苏联的教研情况做过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