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重点中学甚至到周边的知名小学里培养自己的‘生探’,让这些老师提供优秀学生的名单和联系方式”。
“名校越来越青睐自己培育的优秀生源,公办名校除了完成规定的‘划片”招生任务外,剩余计划的90%左右会录取自己培养的优秀学生。‘定向培养’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开办一些名义上为民办、实际上是名校自己主办的培训机构。培训机构从娃娃抓起,小学三年级就要开始冲刺。哪些培训机构与哪些名校相‘对应’,家长们心知肚明。追逐名校的第一步就是追逐名校操办的培训班,太‘专一’有风险,那就多多‘占坑’,多报班,多上几个不同的培训机构。”[28]
尽管越来越多疲于奔命的家长高呼:“子女恢复考试算了,眼下这却是无法办到的。”
“海淀区一位重点中学的校长告诉记者,既然是要选优秀学生,必须要有个标杆。但是义务教育又不允许考试选拔,于是各个学校只能自己制定选拔标准。由于校际标准存在差异,家长们也担心只报一所学校保险系数不够,于是,无标杆反而造成多标杆,家长和学生周末上‘班’现象。”
深受其苦的家长越来越推崇考试,“与其这样带着孩子盲目地不知深浅地学习赶考,还不如区域内实行统一选拔考试,公布统一考试内容。”许多家长表示,统一考试尽管累,但标准统一,孩子学习压力也不小,但至少知道孩子应该学什么,考试考什么。‘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按照现在小升初选拔的路子延续下去,小学毕业生英语达到研究生水平都有可能。还不如恢复原来的政策,比现在省心。”
“但是,‘小升初’考试不可能恢复。就初中入学是否恢复考试问题,教育部和地方教育部门曾多次组织调研交流,最终确定绝不恢复考试。”[29]什么原因?未提。
真是让人头晕眼花,一个小学生上初中的事情,竟然如此复杂。难免让人生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绝非事后诸葛亮,当年北京市准备此项改革,我不仅与闻其事,而且多多少少参与其中,虽然人微言轻,却态度积极。当时的想法十分“正当”,百分“冠冕”,千分“合理”,万分“公平”: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且义务教育阶段应当淡化竞争。并且,当时的假定是:大家会遵守规则,学校之间的差距与生源有关,如果每所学校的生源达到均质,即都有能力、成绩水平各异的的学生,可以采用分层教学的方式解决差异,令不同学生适得其所地发展。现在看来,实在是将问题看得简单了,制定规则的人会带头违反,而分层教学也始终没有获得合法性,结果,不仅各种名目的“择校”大行其道,而且金钱、权力一齐上阵,学生负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
“在没有统一考试的情况下,初中校的教育资源不均衡与家长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望让‘小升初’成为充满火药味的字眼。为在这场战斗中胜出,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被更早地卷入到‘小升初’的准备轨道中,奥数、英语、作文、文体特长等一连串的竞赛、考试让他们沦为‘考奴’,不肯放过任何一根可能救命的‘稻草’。而那可以与高中乃至大学水平看齐的奥数、英语题目却在透支着孩子们的明天,让他们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30]
不可承受之“重”实则来自不能承受之“轻”。从考试到就近,“小升初”改革的制度设计,归根结底无非一句话,减轻学生的压力和负担。然而,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虽然取消了统一考试,“小升初”改革的结果早已与改革初衷南辕北辙,制度内的考试退场,为种种周旋在制度边缘的“灰色”行为打开了大门。
“小升初”考试的取消直接弱化了教研室的权力和威望,在一些地方,也导致了教研室在内部机构上的萎缩。北京市某区一位已经退休的原小学某学科教研员(NG,2009)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