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6月13日发出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称：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通知》说：为了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做好一切准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并刊登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学生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的信。[5]从这一年起，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消失了整整十年。很快，红卫兵奉旨造反，正常教学骤然停顿，全中国所有的中小学全部取消了正式考试。后来，中小学名义上是“复课闹革命”了，教学在形式上有所恢复，却谈不上任何质量和水平。那时毕业的中学生，号称学习过语、数、外，也学习过理、化、生，却是真正的徒有其名。我本人便是在那个时期接受的中学教育，首先，一度没有高中，如北京1969届和1970届初中学生都是毕业便直接走向社会。其次，所学内容简单粗浅，即使从1971年开始恢复了高中，也基本没有多少改善。在1977年、1978年两年的高考中，“**”期间毕业的高中学生在成绩上远远无法与“**”之前毕业的高中甚至初中生相比。自然原因多多：毕业后无论成绩如何同样上山下乡使学生无心学业，家长知道学生前途出路与学业无关无意过问，老教师作为“臭老九”在接踵而来的运动中惟恐成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者不敢认真执教，新教师自己所受教育有限也无能规范从业……但以上种种之外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中小学常规的考试制度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组成部分被彻底废除，因此，尽管那时教师也会给学生留作业，甚至也有期中期末检查（非正式的考试），但学生不完成也没有人敢较真，成绩如何更是无关紧要，是否及格没人关心，成绩出色或糟糕全无所谓。评价本身的诊断、调整、强化、教育作用不复存在，教学质量如何没有人真的在乎。平时没有考试，升学也无须考试，学生按照年级顺序从小学直接升入初中，再从初中升入高中，并且几乎百分之百地是就近入学。因为初中和高中毕业后所有学生都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工”：进工厂成为工人——可以留在城里，所以在当时是比较好的出路；“农”：即通常所说“上山下乡”“插队”（也包括半军事化管理的军垦农场和建设兵团）；“兵”：参军，这在当年是最为让人羡慕也最为光荣的出路，但如愿者是少数。当然，“例外”总是有的。比如洪晃女士就曾经在“**”**之际去美国读小学和中学，这大概是彼时的同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自然是国家外语人才的需要使然，却绝对与一般人无缘，发生在极狭小的神秘领地。大多数学生的出路，与毕业于什么学校、学习成绩高低全无相关。前途如此一目了然，可以想象，在就近入学时没有任何学生和家长持有异议，与今天这样近乎惨烈的“择校”对比鲜明。
如今令整个社会头痛不已的考试竞争，在“**”后的恢复，绝对是一出严肃的正剧，而且可圈可点。当中国社会终于结束了“**”的噩梦，教育领域第一个，而且迄今看来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恢复高考。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题为《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6]从而拉动了新时期教育恢复和发展的序幕，这一事件早已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