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考试在中国的基础教育领域已经成了一个微妙的话题。各种各样有关学校教育和教学的文章和专著，都可以巧妙地回避考试、闭口不谈分数，或者轻飘飘一带而过。然而，在讨论教研室功能时，回避或者轻飘飘都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功是过，教研室与考试的关系长久而结实，服务于考试更是教研室的任务。一篇专门讨论教研室的硕士论文有这样的概括：“目前，各级教研室拥有除高考命题权之外的几乎所有大规模考试的命题权，这对教研室来说，既是权力，更是责任。”[1]其实这句话应该加个时间限制：在一定时期内曾经如此，如今，一些考试已经取消，各地陆续成立的考试中心也将若干考试的权力从教研室分离出去，尽管如此，承担与考试相关的工作仍然是教研室的职能之一。
一、世纪伟人的“另一个”贡献
时下，考试压力和升学竞争所带来的折磨，几乎是所有中国人没齿难忘的记忆。人人能够历数其斑斑罪恶，家家皆可痛陈其种种危害。实际上，考试及其压力由来已久，不必提什么科举制度，就是新式学校成了气候不久，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中国就已露端倪，其激烈程度一点不比今天逊色。前辈学人何兆武先生在回忆他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师大附中就读时，十分传神地描述了昔日光景：
“当时北大、清华是最大的学校，每年收新生两百人左右，在校的学生最多不过八百，但考学的时候也有激烈竞争。记得初中三年级毕业那年（1936年）的暑假，和关崇焜在学校里碰见我们的英文老师，他跟我们谈天，说：‘你们知道今年北大有多少人报考？’我们不知道，他说：‘今年考北大的，不算外地，光是北京就有四千人。……你知道北大才取多少人？才录取两百！’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非常紧张，好像脸色都变了，甚至给我们一种恐怖的感觉，所以印象特别深。他那意思是说：你们得努力。考试制度所加给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负担，大概也称得上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了。”[2]
新中国成立伊始的20世纪50年代，“政务院于1951年10月1日发出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其中指出，为使不同程度的学校互相衔接，升学需经过考试。”[3]随着社会生活逐渐焕发生机，考试及其压力也开始抬头。1955年7月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减轻中小学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该指示指出：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是几年来存在着的一个问题。1954年秋季以后，发生了新的严重情况。学生的课外作业繁重、考试多。学生每天忙于应付作业和考试，早起晚睡，中午不休息，星期日也赶功课，经常处在神经紧张的状态中。”[4]可见，新中国建立之初，考试与学生负担这一对矛盾业已出现。此后，这样的文件基本上每隔几年都会下发，从未中断。
学生真正从考试中“解放”，只有“**”的十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解放恰恰是以整个教育事业的瘫痪为代价的。按照时间的维度，几乎可以说“**”在教育领域自废除高考而始，自恢复高考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