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制度法理学说起
在这里，有必要就“制度”啰嗦几句。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会将组织与制度两个概念不加特别区分地使用，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学校制度，等等。之所以如此自有其合理性，无论什么样的组织，总得要凭借某种制度才能运行，制度则本来是因应组织生存的需求而产生。不过，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组织与制度又被加以区分，对此，制度法理学有比较专门的研究。
制度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按照一般的理解，
“1.制度指容纳人们的组织或机构。其中又分为收容某些处境相似的人的机构实体与处理社会关注的主要利益和问题的组织实体。前者如医院、监狱、精神病收容所、少年管制所等。这类机构被称之为‘全控机构’，其目的常常在于有效地改变被收容者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后者如家庭、政党、教会、国家等。这类组织是社会的结构成分，通过它们组织起了必要的社会活动。人们对这些组织有一种使社会生活主要领域获得整合、秩序和稳定的高度的社会承诺，这些组织为社会关系和利益的明确化提供了必要的形式。”
“2.制度指相对稳定的规范或行为模式，例如社会惯例、宗教教规、政党纪律、国家的法律等。它们或者是自发形成的，或者是有意制定的。由于它们具有形成认同的作用，通过能量和社会利益的投入，人们依着于它们之上，于是实现社会活动的制度化，即达到了某种程度不等的正式化程度，并包括了价值和情感依恋的融合。”[1]
这样两种用法确乎都是经常性的，其含义也都能够与人们的日常理解相符合。依此，可以说制度与组织几乎是同义语：是某种组织实体，或者某种比较稳定的行为模式。但是，晚近的制度法理学研究表明，制度的意义远远不只这样简单。
“麦考密克指出：制度这一术语的与法律有关的用法与法学家关于‘法律的制度’的概念不大相同。人们经常把某些类型的社会制度或亚制度体系（如大学、医院、图书馆、孤儿院、体育组织等）也称作‘制度’。这些是由人们组成的组织，并且是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从事活动，我将把这样的组织称为‘社会制度’……麦考密克还指出：‘哲学意义上的制度（和制度事实）显然与规则有某些联系，并不与规则等同。’‘制度及其实例并不是作为（比如说）独立的客体存在于世界上的。……它们存在于规范或规则的背景中，并为着规范或规则而存在，这些规范或规则（以复杂的组合形式）各自对人在社会背景中的行为赋予意义、使之合理、加以调整或甚至予以认可。’”[2]
按照这样的分析，人民代表大会也罢，各级学校也罢，严格的、准确的说法应当是“组织”。令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责的有关“规则”如宪法和人大组织法等，才是“制度”。同样，令学校可以聘任教师、开展各种教学活动的“规则”如有关章程、条例等，才是“制度”。总之，狭义的制度，是依附于组织、为着组织的。而事实上，特定的制度，本身就表现着特定组织隐蔽的价值追求、组织自身存在的根本依据。组织的合理与制度的合理是不可分的：人们之所以结成组织，是为从事特定目的的活动，而达到目的则必须遵循某些规范，制度将这些规范表现出来。这就是说，一般的思路是，为了组织而建立制度：没有制度，组织如何运行呢？所以，制度为组织所必须。更深入的思路则是：在一定意义上，组织为了制度而产生，人们之所以要“组织起来”，从来不是无缘无故，从来都有目的与追求。因此，组织与制度本身深度地关联着，甚至可以说组织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组织。好像又绕了回来——本来人们在言谈话语中，在著书立说时，经常也没有把它们严格区分，但这样绕了一圈，似乎令人对这关联看得自觉和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