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13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林枫、章士钊、陈述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等人参加。”毛泽东在座谈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毛主席还举了孔夫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自学的事例。[2]
同年3月10日，毛主席对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连一的二月来信作了批示，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3]
1965年7月3日《对“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材料的批示》，指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4]
1965年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5]
有关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分析评价，是一个非常大的研究课题，这里不可能充分展开。仅就考试而论，上面这些言论所表达的思想中有两点很突出，一是对于读书不以为然；二是对于考试不以为然，持否定态度，看来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两点的内在联系，因为读书，所以就得考试，所以他否定考试是与否定读书并行的。历史已经证明，只看到考试的弊病，不谈考试的正面和积极作用，是不科学、不正确的。“**”期间，教育领域在毛泽东有关思想指导下取消了考试，结果是整个社会的“人才荒”。直至邓小平恢复高考和中小学考试。不过，虽然实践上完成了拨乱反正，思想清理的任务却没有完成，教育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固然成就斐然，却不够彻底。如毛泽东的上述观点，没有得到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以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学生负担、考试竞争等问题再次出现，各种与毛泽东上述观点极为相似的认识便一次次泛滥，对基础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为尊者讳”，缺乏宽松自由的氛围，难以充分地展开讨论。
一个事物的存在，社会现实的需求和基础固然是根本，思想和理论上的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明晰的思想观点，没有系统的理论表达，就会在各种各样的现实风波面前遭遇挫折。考试如今的处境恰好是这样。
“考研员”“考研室”的批评指责可以说的确尖锐地指出了教研制度在实践层面上的常见弊病，值得所有的教研室和教研员警惕，将考试当作第一要务，恰恰失去了自己的立身之本。但当前的主要倾向是，考试本身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缺少合法性，于是相关的工作对教研室和教研员来说也就缺少合法性。例如，目前全国很多地方取消了若干传统的考试，但很快便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质量监测”之类的活动，其实目的与原来的考试相同，成本多少倍于传统考试，效率却相反。这些“劳民伤财”式的做法，虽然坊间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却少见正式的理论批评。原因之一，在于“避嫌”，唯恐与“考试”拉上干系。也因此，为考试“正名”，为教研室“脱罪”，不仅是关乎教研室的命运，也关乎基础教育的命运。
[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575.
[2]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16.
[3] 同上，第18页。
[4] 同上，第24页。
[5] 同上，第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