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考试的命运与教研组织的命运呈现正相关、高相关。什么时候考试遭遇困厄，教研室的处境便陷入危机，比如，“**”废除考试，教研组则不复存在或名存实亡。什么时候考试名正言顺健康发展，教研组织也就欣欣向荣，比如，高考和中小学正常考试制度的恢复，带来教研室的大发展。在教育领域，除了国家和地方考试中心，就算是三级教研系统与考试关系最为密切，也最直接受到考试的正面或者负面影响。不过，考试中心是专门为各种考试而设立的，没有人质疑其工作人员对于考试的关心，大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考试而忙碌。教研系统则不然，一方面，存在本身并非为了考试而是为了教学；另一方面，其全部工作又时时、日日、月月、年年与各种考试难解难分。前面谈到，一直以来对于教研系统的批评不绝于耳，许多就是与考试有关的，如追求考试成绩、增加学生负担等，激烈时甚至直指教研系统是扭曲学生发展的“帮凶”或“凶手”。面对年年、处处发生的围绕着考试的悲剧，这种道义上的谴责让无数教研人员心情沉重。然而，沉重之余还是会困惑，究竟应该怎么办？与考试的“捆绑”关系，几乎成了教研系统的“原罪”，如果不能摆脱这种“原罪”，教研系统仍将动辄得咎、进退失据、宽严皆错。
人们质疑高考，质疑中考，质疑“小升初”考试，殚精竭虑地尝试了各种形式的改革。且不说迄今成功者甚少，这些尝试也是改革而不是取消考试。其实，于今之际，也许应该换个思路了，是不是可以为考试平反？就此，有两项任务必须完成。
第一，赦免“原罪”，还考试以本来面目。人们对于考试的批评和反感，最直接和现实的原因，在于中小学生的负担。对此，近年来经过各种学术界的讨论，经过实践的反复，可以说整个社会的看法逐渐趋于理性。考试无非是教学评价的一种具体方法，虽然不是唯一的，却是主要的，没有考试的教学是什么样的，经历过“**”的人都有亲身体会，前面也已经讨论了许多。回溯得稍微远一点，从孙中山支持废科举到力主建立考试院，也说明了这个道理。“考试本是中国一个很好底制度”“举行考试的时候，将门都关上，认真得很，关节通不来，人情讲不来，看看何等郑重”“往年罢废科举，未免因噎废食，其实考试之法极良，不过当日考试之材料不良也。”[1]也就是说，废除科举制度不意味否定考试，考试制度是好的，只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好。他主张剔除封建主义的考试内容，用民主共和的精神和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作为考试的内容。在今日西方发达国家，英国的14岁考试、A—level考试，法国的会考，美国的SAT和ACT考试，都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是其制度文明的组成部分。
有教学活动，就需要考试，这是教学的基本规律。如前所述，人们所反对的，与其说是考试本身，毋宁说是考试的异化，而围绕考试的种种异化又往往有着超越教育的复杂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些只能逐步地克服、逐步地减轻。解除附着在考试身上的魔咒，让教研室和教研员从来自考试的“原罪”中解脱出来，理直气壮地从事各种与考试相关的工作，是基础教育健康发展的需要。
第二，彻底解放思想，摆脱“为尊者讳”的潜规则。考试在中国成为“雷区”，其实还存在另外的思想根源，由于某种原因，人们一直讳莫如深，迄今少有讨论研究，这就是毛泽东关于考试的一系列观点。
在“**”正式发端之前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连续发表了若干次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其中许多涉及学校考试。就目前可以查阅到的资料，主要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