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师在参观美国密执安州某公立学校时，向校长询问著名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即克林顿时期通过的法案NoChildBehind）。校长干脆地表示，“我们学校没有参加这个项目”。在谈及原因时，他表示：参加项目的条件之一，是必须接受项目组织的各种学业成就评估。这样，“教师和学生的压力都会增加，他们会抱怨的。”
无独有偶，2008年，一位中国学者在丹麦应邀做报告，介绍了中国的学校教研组：“光是解释如何集体备课、说课、评课以及如何组成备课组就说了半天。他们倒是爱听，因为他们发现实在是不同。可问的问题却是在我们看来八竿子打不着，他们觉得特重要的。比如，集体备课会不会侵犯教师的人权呢？教研室对教师进行考评，教师不会反抗吗？等等。”[6]
2008年1月10日，美国某教育考察团与中国同行座谈。其间谈到了日本的“课例研究”，对方也了解中国有类似制度，并且认为是一种很好的做法。谈到在美国并没有普遍实行时，有如下对话：
问：是不是美国的教师对这种方式不太认同？
学区教育局长：我们并没有不认同集体备课。这样的确能够提高和保证教学质量，是很好的做法。但是第一，教师每天课时很多——多的每天会有5-6节，很难有共同时间。第二，与集体备课相比较，我们更重视教师与学生的交流，认为这样也是很有效的。
问：我们很少听说美国有学校也这样去做。
学区教育局长：政府曾经有经费支持集体备课（lessonstudy），但后来好像不了了之。
问：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学区教育局长：比如我的学区就很难办到。因为在美国，传统是小班教学，如果集体备课，需要给教师安排共同的时间，于是就需要增加教师人数，这种需求很难满足。如果牺牲小班而集体备课，我个人并不赞成。而且，美国的教师比较习惯于自己工作，我们也非常尊重教师的个人权力，尊重教师的个人教学风格，不能强迫他们接受这样的做法。
看来，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有关课例研究在美国命运信息，与前面的花絮可以相互印证。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的有关研究风气渐盛。一位欧洲学者表示：“2001年4月我到美国西雅图参加美国教育研究会的会议（AmericaEducationResearchAssociationAnnualConference），在1000个研究报告里面，其中只有一个是进行课的研究的。今年的上月（四月），在新奥尔良又召开了这个会议，与课的研究有关的报告有五十多个。如今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200多个美国人所创建的课的研究的网址。”[7]另一方面，课例研究“在美国却遭遇到了各种挑战。美国教师认为，课例研究源于国外，不符合美国的国情，在美国无法实施。”“在日本学校普遍盛行的研究课在美国很难实行，因为日本是一个教育集权制的国家，全国使用的是统一的课程，而且广大教师还有合作和批判性反思的传统。”“开展课例研究，就意味着要采取日本的教学实践”。当然，美国一些研究者仍然坚持应当推行这种做法，并且提出，“课例研究要走进学校，需要美国教师以平等、包容、开放的胸襟，克服唯我独优的畸形文化心态，从封闭走向开放，由单向度交流转为多向度交流，进而改变观念，修正体认。”这些研究者们认为，课例研究以教师为导向，具有合作性，“教师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从相互的实践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其深层原则却是增加教师的学习机会，教师可以向他人学习，在实践中学习，从课程中学习”，等。[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