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得天独厚的一枝独秀
从省（直辖市、自治区）、县（区）教研室直至学校教研组这样的三级教研系统，是十足的中国特色的教育组织，曾经并且迄今仍然对中国的基础教育产生着巨大的实质性作用，支撑着中小学的日常教学，左右着学校教育的质量。从上面种种讨论，可以做出这样的总结。
无论是否同意，面对如此总结，可能所有人都会质疑：既然如此重要，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存在？何以成为中国基础教育的“一枝独秀”？甚至在“原产地”苏联及今日的俄罗斯也没有在中国这般根深叶茂，在以“课例研究”名声大噪的日本也远不及中国这般“无处不在”？更有许多国家的基础教育根本没有类似的组织，也未见得比我们差到哪里？这个问题问得好，别人又不傻，何乐而不为？可以说，讨论教研组织及其制度的合理性，是绕不开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对于教研组织及其制度究竟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包袱、累赘，还是特色、优势？离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最终判断。
如果笼统地概括，可以这样说：教研室也罢，教研组也罢，其产生、存在都属于复杂的社会现象。对于复杂的社会现象，是很难用单一的，或者少数的几个因素做出解释，也很难从个别的、孤立的事实得到完整、全面的说明。比如，改革开放后的“拨乱反正”，对于解释教研室的迅速恢复和蓬勃发展是足够的，但对于其后的持续存在就远远不够。
在这里，不妨借用西方学者提出的“安娜·卡列妮娜原则”加以说明。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妮娜》的开卷语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有学者分析：“托尔斯泰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得到幸福，婚姻必须在许多不同方面都是成功的：两性的吸引、对金钱的共识、对孩子的管教、宗教信仰、三亲六眷，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在所有这些基本方面只要有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就可使婚姻毁掉，即使这婚姻所有其他必要的幸福因素一样不少。……这个原则推而广之，可以用来了解婚姻以外的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对于成功，我们往往是寻求容易的、单一因素的解释。然而，对于大多数重大的事情来说，成功实际上需要避免许多个别的可能的失败原因。”[1]与同属社会现象的人类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娱乐活动相比，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只有更加纷繁，更加头绪万千，是迄今我们仍然知之甚少的。无论是超越民族、地域、时代的共同性，还是同样表现在这些领域的差异性，几乎都可以举出大量的事例佐证。就如有学者所说，在比较教育中人们总是看到不同的图景，“这种‘不同的图景’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是很少见到的，即使见到了，也是可以凭借一定的手段加以消除的。自然科学早晚要获得它的统一性，而社会和人文科学在这方面就很难办到。比较教育学者们之所以‘不安’很显然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一种‘正常的’事情，而是把它看成是‘不正常’但又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消除的事情。在我们看来，解决此种不安的办法不是制定越来越多的‘科学的标准’，而是承认差异的合理性与现实性。”[2]我们大可以将教研组织的存在纳入这种“差异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之中而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