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士人仅仅如此，儒也不必非要前来投靠主公。然主公还不知士人连绵手段。”李儒是聪明人，也很洞悉人性，所以，此时他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记得当初儒得知士人的阴谋之时，彻夜难寐，冷汗淋淋。苦思三日后，才想出了迁都的手段......”
“不错，迁都大计，恐怕是博士一生最为高明的计策。釜底抽薪，一举抽掉了士人团结的基础。使得董卓之危自解......”马超闭目回答，历史上，后人对李儒提出迁都的计策，有褒有贬、但毫无疑义的是，在汉末初期，只有李儒的迁都和文和乱武两件事儿，才算是开创了谋士乱天下的先河。
“然主公不知，迁都之前，正是董卓与士人最为密切的合作时期，甚至，那个时候，儒几乎以为一生志向有望！”说这句话时，马超亲眼看到李儒流露出那种痛彻心扉、愤恨不及的情绪，也是这一瞬间，马超感到，李儒才是一个满心抱负的谋士，而不是一条阴冷的毒蛇。
“废立少帝之后，董卓深知，他从凉州带过来的那些武人是无法处理朝政的。他们都是一介武夫，大字不识一个，杀人放火个个都是把好手，但天天跟文书案牍打交到，处理各种繁琐的政务就会驴唇不对马嘴。”缓了缓心神之后，李儒开始诉说董卓与士人美好时期的故事。
这点，马超是颇有感触的：搞政治是很有技术性的职业，武人们根本不是那块儿料！政权到手虽然非常容易，但要运转下去就很难了，这也是他当初挖空心思绑架名士、强留贾诩、傅巽的原因。由此看来，在这一点上，董卓跟马超倒是有共同的认识。
“当时，董卓甚至一厢情愿打算为天下苍生计，重振汉室江山。由此，董卓决定同士人接洽......”说到这里，李儒眼中闪过一丝悲悯，那是一种不甘，一种不愿回首的情绪。
“董卓首先想拉拢名望隆厚的青年俊彦袁绍，毕竟袁氏一门是士人领袖，若能将他争取过来，则不怕其他士人不帮忙，于是董卓就把自己“废少帝，立陈留王”的打算同袁绍商量，希望求得袁绍的同意，却不想遭到袁绍的断然拒绝；即使董卓已经晓明自己的心愿，无奈还迫以武力，可这小子就是不买账，最后竟然把大印往城门上一挂，扬长而去，逃奔冀州了。”
这个事儿，马超是知道的。由此也可见董卓这武人和士人的区别：武人属于心直口快、没心眼儿的爽利人。而士人就满身心眼、翻脸不认人......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只能说，当时的董卓太傻太天真。
“董卓第一次屈尊和士人合作就以热脸蹭了冷屁股告终，以为自己同士人毕竟有隔阂，难以实现能臣的目标，无奈只能以铁血手腕实行废立，保命为先。可这个时候，却发现当时士人的绝对领袖、袁绍的叔父、当朝的辅政大臣袁隗居然默许了他的建议。那时，儒还未想通其中缘故，以为士人也想为了苍生谋利，由此废立之后，便劝谏董卓再次与士人接触商洽，好言相劝......”
这些话，马超自然是听一半儿、信一半儿。他打死也不信，董卓会如李儒口中所说，如此低三下四去求士人集团。毕竟，董卓跋扈铁血的性格，决定了董卓不可能演出什么‘礼贤下士、周公吐哺’的戏码。所以，马超用一种很戏谑的眼神看向李儒，其意思不言而喻。
李儒那张微黑的老脸也不禁有些发红，最后，在马超不断的攻势下投降了：“主公，儒当时确实如此劝谏，只不过，那董卓......哎！就是抹不开那个面子，以至于废立少帝之后，董卓与士人暂时处于一个相安无事的境况。”
“可就在此时，士人周毖和伍琼竟主动来了。周毖时任尚书，伍琼时任城门校尉，官职不是很大，但这足以让董卓高兴了——毕竟有士人主动和他合作了！两人劝董卓革新政治，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这正中董卓大人下怀，一拍即合，于是董卓便委托他们执行，两人随后又推荐尚书郑泰、长史何颙参与，董卓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