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大江南北已经暗潮涌动，荣庆似乎浑然不知，七月初二日（8月25日），他拜访三位旧识，或不遇或久话，“三君均三四十年老友，今犹同生太平世界，幸矣”。（195）可惜太平世界早已不太平，而且即将彻底不太平。
曾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蘅，其时仍因丁母忧改派宪政编查馆科员，兼大清银行差事，又担任官报局干事，日记的篇幅不小，交际应酬之外，记事却有些简略，尤其是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时事，反而失载。但并不等于说他漠然于时局。或许后人眼中的重大事件，在他的观念中还属于细枝末节，朝政等军国大事才是重中之重。他对友人诉说的内监李莲英的亲戚仗势欺人，强要婚事颇致不满；又因乡谊而参与京官同乡诸老议江浙路事。其时江浙铁路因撤退工程师，引起英国的强烈不满，外务部尚书邹嘉来希望邮传部将江浙铁路收回，“那中堂意若果收回，江浙股东之资本决不令有损失，公司用人皆令照旧”。沈家本、劳乃宣、胡惟德、吴士鉴、章梫等集议办法对策。劳乃宣认为开会宜按照章程投票表决，沈家本认为向钱庄借款恐亦无益。胡惟德认为以部办为上策，动存款为中策，借庄款为下策。据他说，盛宣怀“恐为江浙人诟病，不肯创此议”[26]。后来川路、湘路收归国有，引发社会激烈抗争，成为点燃辛亥反清起义的导火索，盛宣怀也成了众矢之的，整个皇族内阁因此受到牵连黯然下台。实则盛宣怀对于铁路收归国有部办，并非没有后顾之忧，也未必完全由他主动。
四月内阁成立后，旧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一并裁撤。五月，内阁官制及属官确定，法制院、统计局都有意相邀，而许宝蘅属意于承宣厅，因其与军机处事务大抵相类，自觉相宜，遂积极活动联系，终于如愿以偿，六月，为内阁承宣厅行走，同时仍在法制院办事。这一届内阁，人称皇族内阁。六月廿五日（7月20日），许宝蘅首次入直，在东华门下车后，步行至西苑的内直房，与阁丞、厅长等相见，进谒庆邸及那桐、徐世昌二相。许宝蘅忆及从前入直，光绪戊申春间及九月后均在西苑，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连遭大丧，即日移入大内，不复至西苑。当时六堂，如今仅庆邸一人，不觉感慨万分。（一，353）此事似乎有些不祥之兆，不过月余，川路风潮即猝然爆发。
许宝蘅擅长文书，不少人请托代拟疏稿，一概拒绝不近人情，照单全收又不负责任。许宝蘅于此不无权衡取舍。有人久处边地，极思迁擢，议请仿东三省例改蒙古、新疆体制。许宝蘅以为“此等改革，关系极大，外生敌国之心，内携蒙古之志，一有变故，不可收拾。”却之。（一，346）辛亥各省独立，蒙藏新疆等地果然趁机纷纷沟通外强，运动脱离。
度支部侍郎绍英（1861—1925年，字宾旭，又字越千，满州镶黄旗人）的日记经过后人的整理，在宣统三年这一册也就是第十八册的封面，写下了“此本日记有关历史”的字样。[27]其实每一本日记都是历史的见证，只不过辛亥年的确特别重要。作为大清国库的守门人，绍英生性谨慎，每年元旦都要书写大吉大利萱堂余庆棣圃增荣节俭制用敬慎持躬国恩家庆人寿年丰之帖，“一在预祝吉祥，一在自矢箴警，节俭以期不匮，敬慎以期不败，于养德养生处人处事大有关系，应敬念之。”（177）正月廿四日（2月22日）他身患感冒，还要自我告诫道：“临疾不慎，切宜戒慎为要。”（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