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果然是多事之秋，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内外信息，日记的主人们各自的反应因人而异。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那桐的兼职名衔越来越多，每日记事却一如既往的简略，看戏应酬之类的活动多于从公要事，对于天大的政事也只是轻描淡写。三月三十日（4月28日），革命党在广州发难的消息传到北京，那桐的反应是，“今接电粤东匪党起事，焚毁督署，伤毙卫兵，幸当时捕获数十名，安静如常”。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大清王朝200余年经历过的无数风波事变的又一次，不必大惊小怪。四月十日（5月8日），内阁成立，那桐被授为内阁协理大臣，所记只是裁去外务部会办大臣一事。[24]与那桐同时为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每日所记更如流水账，入直、回寓、办公、会客、看书、写字、应酬等，日复一日。其实际的行事远不能以日记为断，平静如水之下，不知隐伏着多少军国大事和朝局政争的漩流暗潮。
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荣庆（1859—1917年，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五年中举，九年贡士，入翰林院）于除夕夜阖家行过辞岁礼，又有30余位门人前来贺岁。荣庆正月初二日（1月31日）即入东华实录馆，与那桐等人行开馆礼，晤提调总校诸君。[25]此外，荣庆还是会议政务处大臣，二月二十二日（3月22日），到会议政务处开会，公阅阁制，到会者除奕劻、徐世昌、载洵等几位政务大臣外，还有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外务部尚书邹嘉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军机大臣毓朗、度支部尚书载泽、吏部尚书李殿林、学部尚书唐景崇、法部尚书绍昌、理藩部尚书寿耆以及学部左侍郎宝熙。事关内阁改制的大体，全体阁员均到会商议。（188）三月十二日（4月10日），政务处再度开会，各部尚书均到。三月二十二日（4月20日），政务处电速前往，阅交下暂行章程及弼德院章。三月二十八日（4月26日），再度到内阁会议处与各邸、相、尚、侍公阅阁制。（190）
其时清廷正加紧仿行宪政，荣庆也自拟说帖，“仍以重主权为内容，外则以采德国宪法及阁会言官两事”。（189）不过，荣庆作为礼部尚书参与官制改革，身份却有几分尴尬。此番内官改制，要在实行内阁制，部院须根据政情时势，加以变通，礼部是少数议裁的机构。历代王朝，以礼治国，礼部地位看似虚荣，实则至关重要，所有仪式典礼，科举取士，选官行政，在于遵循礼制，垂范百姓，以求化民成俗。依礼制定的体制规矩，成为维系统治秩序的重要凭借。可惜时过境迁，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击，国家讲求富强，行政强调效率，取才但求能力，礼的风光不再，不仅起不了作用，而且成为多余甚至累赘。四月十日（5月8日），内阁成立，礼部被裁撤，保留下来的部分职能归并其他各部。荣庆改任弼德院副院长，成了实行千余年的六部制的最后一任礼部尚书。六月二十五日（7月20日），礼部又改设典礼院，李殿林任掌院学士。荣庆感叹：“再到此间瞬十六月，从此秩宗为奉常矣。”（194）同样讲礼，却不可同日而语。
长远看来，礼失的局面对于伦理社会的中国后来的发展变化的确影响深远。不过，清季在一片乱象和变局中，礼部实际上已有逐渐成为闲曹之嫌。自上一年改任礼部尚书后，荣庆的日子过得挺悠闲，公事礼仪之外，观摩字画，交际应酬，赏花观景，时有作诗的雅兴。
四月十四日（5月12日）起，荣庆开始筹办弼德院事宜。弼德院院长由陆润庠充任，陆氏已经年逾古稀，到六月十五日（7月10日）即解职，入毓庆宫授读，由荣庆接任院长。弼德院虽属草创，事务不多且不急。六月十三日（7月8日），荣庆曾应载涛电话约请到禁卫军公所商订国乐。事出首创，相关王公大臣参与者众多。（194）
载涛、载沣与载洵（左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