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不愿参与党派活动。有同学组织嘤鸣会，主张学生时代“努力自勉，实心求学，造成有用之才，以图补于国家，并以求完全之宪政为宗旨；学成后则各出所长，并组立政党以救危亡。”（137）已有会员百余人。组织者邀吴宓入会，吴宓自觉宗旨志业未定，不愿以党会自缚，辞而未允。不过，他对于专制深恶痛绝，认为中国人力求专制之旧习，毫不变更，位置私人，破坏公义，妒贤嫉能，汲引私党，否则以强硬手段恫吓威逼，“中国国事之坏，率由于此等人。清华学堂之不得不坏，亦由于此等人。”（147）对于清华学堂的情况尤感痛心疾首，“世事之最可愤、又最痛者不一而足，而中国一般之办学务者尤为可恨。即如清华学校，地非不佳也，款非不足也，人非不众且才也；使管理人能稍实心办事，其为益于中国前途岂可限量？乃若辈乃竟如此！乃竟如此！其可令人愤惋之处，笔难尽述。且即以管理学生一端论之，斯任者毫无亲爱之感情、殷勤之照顾，乃复设为种种不便之处，以钳制学生，以妨碍学生，使之于学行德业及身体卫生上，决不得有一毫进步……呜呼，通彻论之，若辈之罪岂可胜诛哉！”（159）像吴宓这样对于政治没有多少兴趣的青年，内心也如此愤世嫉俗，则整个国家确实仿佛一座随时爆炸的火药桶。
黄尊三（1880-？字达生，湖南辰溪人）1905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预科和明治大学法律系，到辛亥年已经在东京度过了六年光阴。其日记依次用黄帝纪年、西历公元和清代年号，日期则以公历，符合明治后日本的习惯。新历元旦，东京天晴，他特意外出买了一本由日本著名修养家加藤咄堂所编《修养日记》，日记分为内外生活、读书、社会时事、格言等部分，“拟仿而记之”。[41]既定格式促使其时时留心中外大事要闻，不断反躬自省。前者刺激了爱国反清意识，后者增强了进取上进之心，家国命运与个人前途紧密联系。当天所读书有《出师表》，“深动爱国之忱，并明吾人之职分”。（226）
以法学为专业，看书自然以法律书为多。但是他对日本的法律观念以及日本法学者的著述意见不小。如“对上杉之主权解释殊不为然。日本宪法，固君主国之宪法，而上杉又官僚之学者，勿怪其然。”（227）他认识到“欲求科学上专门学问，非外国文字成功、多看外国书不可。日本科学书颇少，一专科不过二三种书，两月工夫，就无书可看了。”而“读书要能贡献于社会，方有实用。”计划将来选择一二名著翻译，“以为贡献之初步”。（233）不过与人合译《货币论》、《西藏》等书，却效果不佳。（251）
那一时代人们的世界眼光，大概是受进化论观念引导，旨在追赶先进，防止陷入国墟人奴的惨境。中外时事比较，处处显示中国积弱不振，清廷昏聩无能。由于银价腾贵和农业丰收，上一年度日本贸易成绩最良，尤其是对中国、印度的贸易扩张，进出口分别达到四亿五千万和四亿六千万两的历史新高。而中国去年虽然增收490万两，本年政费节减776万两，预算仍有1400万两赤字。同时中国编练新军，每年需费3000余万两，仍在为禁止鸦片进口做最后的努力。（229）据友人说，中国陆军极其腐败，只耗饷需，贪安乐，不能打仗。“万事如此，国尚能为哉。”（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