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思变时期倾向革命者的所有言行未必皆有革命的成分。朱峙三为《中西报》写论说，发表意见评论时政之外，也不无赚取稿酬的盘算，借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增加个人的财力。同时他还仿学张裕钊等人字画，为人书写手卷、册页、大联、中堂，卖字得钱，以备急需。“廉卿书法，眼浅之古董家鉴别不清。予有此一笔收入，较之向报馆做论说，不操心者相去天渊。”（236）连日本教习也转托他写对联50副，“要书张裕钊下款带回国送人，每副出大洋一元。予拒之，一因彼为予之教师。日本著名文学家冈千仞，年五十余来华从张裕钊学，及宫岛栗香遣其子彦自北京而鄂垣，而襄阳，而关中，相随数千里，八年之久。彼等归国后，宣传廉卿先生文章、书法，盖早已誉满东京矣。既廉卿先生得名在先，予将来自有可传者在，何必蒙他人之名耶？予写以骗好古董者则可，此举则万万不可。予不受其五十元之笔资，嘱文卿婉拒绝，免彼竟向予索书也。”（245）50元对于朱峙三而言绝非小数目，武昌起义爆发前，他由报馆笔资和卖字润金所得总共不过20余元，不仅足以应变，而且能够资助几位同学。则摹仿字画也要取之有道。
叶绍钧（1894－1988年，后名圣陶，字秉臣，江苏苏州人）所在的苏州学界，整体而言革命势力的发动和组织程度远不如武汉，但是通过阅报、演说、观剧等形式，青年学生对于清政府和现状的不满以及对于变革的期待同样强烈而迫切。除了从零售摊购买《东方杂志》以及阅看学校订购的报纸外，叶绍钧还与几位同学合资订阅一份《民立报》，“令送报者按日送至校中”[39]。不久《民立报》馆失火，叶绍钧大感惋惜，“诸报中‘民立’为有气，今被火，岂天亦欲斯民之无气耶？嗟嗟。”（14）10天后，《民立报》复刊，叶绍钧以其“卷土重来，煞是可喜。”（16）
具体而论，叶绍钧就读的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即草桥中学，教职员的思想不但开通，而且激进，因而小环境甚至优于朱峙三就读的两湖总师范。监督（即校长）袁希洛是同盟会员，国文教习胡石予是南社诗人，他们常常在演讲、授课和课后交谈中随时启发学生的反清革新意识。二月十五日（3月25日），为该校成立五周年，师生集会纪念演讲，前任监督蒋韶九演说学生个人、公立中学和中国之将来，“说到末层，语更恳切，同学中竟有堕泪者。”继而胡石予登台，“即续蒋先生之意，语亦激烈。谓人有中蝮蛇之毒而割其臂者，我国现在此时此地，亦正当割臂之是务，须坚忍，须耐劳，即至万不得已，我江苏省亦可自成一独立之国，断不可坐而待毙。说完，拍手之声振动玻璃之窗。”（15-16）暑假后开学的训话会上，袁监督谈及“近今之危势，谓‘非武实不足以存。夏间走京师，观乎政府之种种丑态，益知此辈更不足恃，所恃者唯如诸君之少年耳。诸君切记，宦途不可入，虚荣不可慕。’”（27-28）
寻常讲课，教师们也随时启发灌输民主意识，如法制课讲人民与臣民的分别，“臣民者，服从人之民，而人民之权利有不能尽享者也。吾人三百年来，代代做臣民，故亦习惯而不以为怪，然大有弊在。苟一旦人瓜分我，而心中生一同一为臣民之心，则完矣。必心中有一必为人民之心，苟有不令我为人民者，我仇之，我杀之；我人苟有一人在，则必不令人臣民我，如是方无负为人之天职也。”（20-21）叶绍钧服为精论，特于日记中详细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