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青春期的青年学生，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和躁动心理交相作用，不安分是普遍的状态，对于他们而言，新时代的来临不仅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们强烈期盼着现实的改变，哪怕为此必须付出沉重代价，前景也未必清晰。
两湖师范学堂学生朱峙三（1886—1967年，原名鼎元，又名继昌，字峙三，亦名峙山，湖北鄂州人）自1906年入学，已经住校五年，这样长时间离家读书，令这位26岁的学生早已身心疲惫。辛亥年暑假，是这一期预定毕业的时间，但是朱峙三还是感到愤愤不平。因为比他晚入学读理化学堂者“俱已毕业充教习，且获奖给出身矣，思之忿然。”[38]加上家里负担重，母亲常常询问其何时毕业，令他感到读书成了一件苦事。这样的心态在集中住宿的同学中相当普遍，“心理厌恶住学堂太久矣”。（235）学堂中开设的课程，他觉得索然无味，每日“照单上堂，兴趣极少。”尤其厌恶经学课，认为与世界大势不合，如同“王莽复井田”。算学他不喜欢，每以为苦；教育学先生“讲不动人。看讲义人人能懂，何用讲为？”（235）官话讲《圣谕广训》，未免陈腐，而且先生也讲得不纯粹；簿记讲学理，不足听；体操课则学生皆不愿擦枪，堂中雇二士兵代劳。连学无止境的国文课也因为先生不会讲，“听者甚少。点名后，人人悄悄下堂，彼不管也。”（242）个别同学虽未退席，也是在看别书。只有图画课因先生教法甚好，差强人意。而日本教习教授的化学、物理学，则因为朱峙三对试验有兴趣，并有志于将来教化学，所以不无兴致。至于校方主政者，在朱峙三看来只是为了自己的饭碗而故意一再延长学习的期限，因而更加痛恨现实现状。
对学业不满，转而关注时局，而对时局的担忧又使得学业更加令人生厌。作为反清革命的策源地，武汉学界早已是“革命思潮一日千里”。（190）各学堂学生阅读革命书报者极多，不仅订阅《民呼报》，还从东京寄来《民报》，尤其关注各地反清起事和暗杀的消息。同学们常常谈论反清革命的话题，并有文学社社员居间联络。作为革命情绪日益强化的表征，不顾官方禁令，剪去发辫的学生越来越多。不少学生为《中西报》、《公论新报》、《大江报》等报刊撰写论说，讽刺抨击时弊。“革命风潮不久必起”，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清廷组织皇族内阁，“以伦贝子、振贝子诸年少亲贵握大权，仍视汉人如奴隶。强邻四逼，欲以假立宪以缓和民气，乃速其亡耳。”（238）
应对学生的动向，当局举措各异。有的学堂剪辫者多，只能听之任之，有的则欲开除带头人，杀一儆百，迫使学生具结再蓄发。为了防止校方官府的压制，学生们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如投稿报馆用别号或是秘密方式，传阅革命书刊实行登记制。在各种地下管道的联系作用下，学界暗中传递的消息有时比公开媒体来得更加及时。三月底广州起义，四月初四沪汉各报才刊登报道，而武汉学界即时获得消息。朱峙三于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初一日连续记载：“今晚邢伯谦自外归，述广东不日有举动，他在杨玉如家开会所得的消息。”“昨闻伯谦，今午问鸿勋。他云广东似有紧急，但不知能胜利否？如不成功，杀一孚琦有何益处。”“午饭后，肖兴仲来会予，云昨得沪息，广东有剧变，但不详内容如何。”（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