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内阁承宣厅行走，许宝蘅亲历了清王朝最后时光的种种情形，并且详细记录了各方的表现，而他本人则由最初的忧心忡忡，到逐渐平静，每日入直公事之外，重新开始看戏、看电影、下围棋等娱乐活动。与友人交谈，“仁先谓宜少作无益之想，余自问似尚淡泊，世变至此，杀机方动，非生灵涂炭，户口减去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二，不能安宁，我生不知死所，故能廓然无忧”。（388）这种大难临头的淡定，真不知是无奈还是绝望。
十一月廿三日（1912年1月11日），许宝蘅年满37岁，瞻念前途，惶恐异常，“处此乱世，不知能再度几许生日”。（389）十二月廿五日（2月12日），许宝蘅知逊位诏书已下，感慨万端，“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吾恐乱犹未已也”。（394）两天后，他在公署遇见袁世凯，“询余解此事否？又谓：‘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余谓：‘此事若不如此办法，两宫之危险，大局之糜烂，皆不可思议。不过此后诸事，非实力整顿，扫除一切不可，否则共和徒虚名耳。’项城又谓：‘外人亦助彼党，昨日宣布后，借款便交。’余谓：‘外人决不能不赞成共和，以其为最美之国体，不赞成则跌其自己之价值也’”。（395）旧历除夕，许宝蘅到天津和家人团拜辞岁，“自丙午来京后，未与家眷同在一处度岁，今因乱离而得团聚”，（396）况且还有未能相聚者，言之多少有些怆然。
闻知武昌兵变失陷，汪荣宝刚刚完成宪法草案的拟定。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是资政院第二次常年会开会之期，汪荣宝白天出席了会议，晚饭时便听到武昌变生不测的消息。[11]次日，汪荣宝一面准备进呈宪章草案，一面向宪报馆证实武昌确信，并用风琴演奏了自己作词、一周前才由典礼院奏请裁定的国歌“巩金瓯”。（1020）这几件事情发生在同一天，颇具讽刺意味。对于清朝统治而言，这些事显然是相悖相克的。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汪荣宝到官报局访陆宗舆，闻有湘豫皖三省同时响应鄂乱之说，又有扬州失守之说，“中原鼎沸，大乱成矣”。（1021）因为传言纷纷，汪荣宝先后向民政部、曹汝霖、吴禄贞等人求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抵曹汝霖报喜，吴禄贞报忧。第二天，汪荣宝前往大清银行探询，知江宁、安庆等处并无警耗，唯银行通电沿江各省，迄无一处回复。到曹汝霖处，则长沙失守亦系谣传。陆军部咨请民政部通饬京师各报暂缓刊载鄂中乱事，而次日《时报》乃大书特书南京、广州、徐州、岳州、九江、安庆等处失守的谣传，“真堪痛恨！”（1022）
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开会还是应酬的场合，耳目闭塞的京师官绅士民纷纷想方设法探听消息，议论各地乱耗。各种消息纷至沓来，虚实莫辨，令人无所适从，心绪惶惶。待局势稍微明朗，汪荣宝又将注意力集中到草拟宪法的大事上，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伏案竟日，写成五条按语。（1026）三十日（10月21日），到焕章殿开第九次纂拟宪法会议，决定九月初二进呈稿本。（1029）九月初一（10月22日），资政院行开院礼，原定午前举行，适逢日食，改到午后一时。（1030）次日资政院继续开会，选举专任股员，汪荣宝当选为法律股员，所提修订院章协赞具奏案议决。是日长沙、西安同时报警，在溥伦处向曹汝霖证实后，觉得大事不妙，“似此各处响应，廿一二日之讹言成为事实，殆有燎原之势矣”。（1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