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无蹊跷的是，内阁的消息似乎还不如在学部、海军部、币制局三处任职办差的严复灵通，后者自八月十八日（10月9日）起即记录有关武昌等地起事的消息，“夜九点，瑞澂拿革党三十五人”。次日，“武昌失守”。[9]当然，严复有事后补记日记的习惯，这两条很可能就是稍后补记。自此严复每日记事虽然极其简略，却没有了占卜问卦之词，也不像那桐、徐世昌等人那样看似无动于衷，照旧记流水账，他所记的全是各地独立、政局变幻、京师摇动的内容。其时北京人心惶惶，南下者日益增多，严复内心焦虑，听说林纾欲尽室南行，特地前往拜访。到九月初五（10月26日），因为连日风声甚恶，资政院民选议员作鸟兽散，严复将财物运往天津后，自己也由京赴津避难，情形相当狼狈。
不过，形势的变化让严复很快找到了有为于时的机会，袁世凯组阁对于和桐城-湘乡一派渊源颇深的严复是利好消息，他成为袁世凯指定的北方各省议和代表的一员。在辛亥年日记后面的空白页，严复写下了应对时局的要点，包括“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辩白。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设法募用德、法洋将”。（1513）由此可见，尽管严复坚决不剪辫，以示反对共和之意，又表示“经此事变，士君子之真面目可以见矣。南方学者，果不值一钱也”，暗中却已经在为新政府如何收拾人心做准备了。至于对待清室的态度，正如严复自己所说，有人问以“其素主新学，何为居腐败政府之下而不去耶？答曰：尝读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赞》，况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党未必如汤，吾何能遽去哉！”[10]
在内阁当值的许宝蘅从七月初八（8月31日）起开始关注川路乱事，当晚他阅读《江陵书牍》，希望名相再世，拥幼主以驭群僚治天下，与列强争雄。（359）因川路事颇棘手，赵尔丰来电力求转圜，“枢府大不谓然”。先由大臣发电痛诋，继而下旨督责镇压查办，许宝蘅预感“如此办法，恐致激成事变”。（360）随着川路风声渐紧，清廷暗中加强应对措施，电旨将有叛逆确据的首要拿获正法。此前电报均由外务部译发，每有泄露，此电改由直房自译，“用那相与赵帅往来密电，向来所无者也”。可是接下来局势逐渐失控，四川同志军起，“乱端既发，正不知如何收拾”。（361）武昌革命党暴动，家在湖北的许宝蘅更多的是担忧刚从武穴移眷到省的家人安危。此后半月间，“各路蜂起，大局危殆，奈何！奈何！”（370）劳乃宣、程德全、孙宝琦、张鸣岐等人均主张速召用人望，从政治上着手，以先定人心，再辅以兵力，未蒙采纳。月底，许宝蘅知道大事不妙，“乱机一动，各路蜂起，以财力穷困之民，复遘干戈骚扰之苦，大局岌岌，颠危可虑，我生不辰，逢此百忧”。（371-372）
许宝蘅祖籍浙江仁和，长于湖北，也是南人，九月十八日（11月8日），眼看京师陷入动**，他将家眷分成两半，部分送往上海，部分避往天津。十天后，许宝蘅到法制院晤杨度，“见其与汪兆铭所组织之国事共济会简章及宣言书，皙子劝余入会。皙子所主者君主立宪，汪所主者民主立宪，欲要求停战开会公决此二主义，仿法国拿破仑第一时由全国人民投举公决帝政、民政两问题之例，此会若成，于战争之祸或可少纾，然亦难矣”。（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