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川路风潮，荣庆并未在意，七月二十七日（9月19日），“上堂闻蜀垣佳音”，还相当乐观，希望与秋海棠“岁岁年年共晚芳”。（195）到了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晚，“闻鄂耗甚恶”，[7]（196）心情开始沉重起来，但仍然抱着向好的期望。毕竟大清王朝已经统治了200余年，其间经历多少浪涛风雨，重重危机，最终都能够平安度过。这样坚实的基业，在列强面前固然不敢再说深固不摇，可是内部的冲击要想动摇，也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接下来荣庆记录的各种相关信息，如袁督鄂、岑督川兼剿抚事宜，鄂军反正标营，陕西为钱抚克复，大智门捷音到等，未免有些一厢情愿。（196-197）重阳节与几位好友同酌，“感慨当歌，应此重九”，已经有些悲凉。当日得知摄政王奉诏罪己，开党禁，咨询宪法，采纳新军第20镇统制张绍曾改组皇族内阁、实行宪政的意见，两天后又得知政府辞职，袁世凯任内阁总理。九月十三日（11月3日），清廷被迫宣布十九信条，荣庆非但没有痛心疾首，反而认为“最良宪法，实中国万世之幸”，与同仁“均额手称庆，真深明大略之论也”。（197）此时的荣庆，知道固守成法无济于事，对于解决王朝危局的关怀点，不知不觉由平乱转到变通。
此后局势的变化波谲云诡，九月二十六日（11月16日），袁世凯责任内阁成立，荣庆为顾问大臣。荣庆与严修交谊甚笃，与袁世凯私交亦好，对于袁世凯东山再起，有所寄望。九月三十日（11月20日），他拜访了袁世凯，“略话别来，忠义之气犹见眉宇”。（199）[8]随后几天，连续接到秦晋消息似好、官军大捷、克复汉阳的佳音，荣庆心绪转好。十月十一日（12月1日）早步东园，赋诗道：“人事纷如此，天心已早回。林园萧瑟甚，专待好春来。”（199）
武昌起义爆发后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
随着形势跌宕起伏的发展，荣庆的心情亦阴晴不定。十月十四日（12月4日），见“官报载内阁电，各省英领事介绍停战三日，提议纲领，或有和平解决之望，不禁为生灵祝矣。”但荣庆似乎已经放弃了先前的乐观，抑郁的情绪日益增加，有时甚至夜不成寐。“枨触前情血泪涟，攀号有愿愧迟延。委衾幼主名空拥，大赉慈皇德可传。倾厦幸能支一木，偷生无补已三年。每逢人处都无语，唯有心中百感煎。”（200）这样的诗句当是荣庆真实心境的写照。
十一月九日（1912年1月7日），荣庆夜读懿旨，“以国体付之会议，朝廷让步至矣。”将国体问题付诸表决，是一个多月前杨度、汪精卫等人的国事共济会的提议，当即遭到资政院的否决。在当时的局势下，全民投票不可能，代表机构不可行，此举很难操作。而且这样的底线决非民党所愿，已经开始的南北议和，前提条件就是承认共和，否定帝制。也就是说，清廷不再是谈判的代表一方，其命运操之他人之手，而南北和谈只是决定清廷最终下台的形式而已。对此，清王朝不甘坐以待毙，新历元旦，荣庆获悉“军士奋勇，亲贵认捐，业已备战”。前一日荣庆曾托人赴部交爱国捐万元，“以尽寸心。闻交者尚少，所交列天字第十号”。其三叔为此还积极奔走，到处募集爱国捐。（201）
面对危局，六神无主的荣庆肝郁风湿，于是求神占课，“以交春国事身病均吉”。事实却不如所料，到十一月三十日（1月18日），“国体日替，闻之心酸”。（201-202）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2日），荣庆赋诗一首：“大鼎无端沸，无端算太平。人和风日煦，道重死生轻。铸错谁知悔，怀忠各盛名。病怀无所著，依恋夕阳明。”痛悼死节的友人外，便是万般的无奈。当日谕旨宣布共和，（203）荣庆闻讯，“心如枯井”。（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