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坚持清朝的君臣节义，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革命和民主立宪导致动乱延长，必然招致外国干涉和瓜分。各省士绅避乱于上海，革党反对君国，不敢犯外国，在他看来都是乐于瓜分、甘心受制于外国的表现。他对严复说：“中国之为销货场，乃西人造成。观五十年以来商务悉在口岸，稍裕之商无不恃洋行以营业者。此乱既作，前功尽弃。将来非将全国开放，不能造成第二次销货场，故借债造路乃必至之势也。前此断断然以主权国际为争，今则自将主权国际四字焚毁，不留余烬矣。避乱者悉归外人保护之地，求瓜分而不可得，皆无政府之象也。故全国开放乃此乱收束之效果耳。”（1373-1374）十一月十一日（12月30日），得知清廷下旨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君宪与共和体制，以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郑孝胥记道：“皇室无人，被逼逊位，忠于清廷者不免愤痛。即不为一朝计，民主立宪之局定，则扰乱之期反恐延长，而全国发达反致阻滞矣。”（1376）担忧动乱招致干涉瓜分，实行民主立宪体制的政权合法性不能保障，造成国家分裂，阻滞社会发达等看法，民初的政局似乎部分予以印证。可是帝制早已无法维系国家的统一和安定，而郑孝胥后来为满洲国做事，恐怕也不是忠孝节义所应有。
相比于恽毓鼎等人的敏感，保路风潮在内阁大臣们看来似乎算不上是头等大事，因而在内阁满汉两位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的日记中毫无所记。武昌起义的消息，终于让气定神闲的那桐有些坐卧不安了。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接到各处来电，“知武昌新军变乱，踞城戕官，鄂督避往汉口，提督张彪被害（此信不确）。”那桐知道大事不妙，当即往访另一位协理大臣徐世昌，电约盛宣怀及各部大臣“谈湖北事”。[6]此后连续传来噩耗，“湖北事更紧急”，“鄂事益急，汉口已失，奈何！”（700-701）这少有的“奈何”之叹，暴露出那桐乃至皇族内阁面对变生不测的局势束手无策的窘状。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阁僚们甚至夜晚也不得不紧急磋商公事。九月十一日（11月1日），皇族内阁被迫全体辞职，那桐开去内阁协理大臣，充弼德院顾问大臣。到九月廿五日（11月15日）袁世凯任责任内阁总理入阁办事，那桐正式交卸协理大臣。罢官后那桐多告病假，但仍然关注局势变化，“闻南京有失，益深焦灼”。（704）在形势大体明朗后，那桐仿佛又回到原来的情形，面对时局的加速巨变反而逐渐平静下来，开始进入处变不惊的状态。对于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懿旨召集国会议君主立宪及共和政体，十二月廿五日（1912年2月12日）宣布共和政体以及次日全权临时政府开始发令，都显得相当平和。其间还认购爱国公债8万两，合计112800元。（707）
徐世昌亦于八月二十日接报武昌事变，“午后杏荪、琴相来谈公事。同琴轩谒庆邸，会议公事，久谈。归，约铁路南北段总办诸人谈公事并宴集。闻武昌为叛兵所据，瑞总督乘兵轮到汉口。”此后关于各地独立的消息以及战事变幻，他比那桐所记更加简略。只是与那桐抱病不同，卸去协理大臣、改任军谘大臣的徐世昌依然每天入直，并到内阁公所的军务处办公。不过，日记不记不等于无所事事，实际上，几个月间在清廷和民军之间一系列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好戏，都是由徐世昌和袁世凯联手导演，尤其是操弄清室和亲贵于股掌之上，徐世昌更是扮演了幕后操盘手的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