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欲在清廷与民党你死我活之际居间做调人的想法很快落空，一方面，革命党有人斥其为维护满清皇权帝制、破坏革命的汉奸，以“民国团”、“革命团”等名义屡屡扬言要将其刺杀，置于死地，另一方面，郑孝胥屡经朝廷催促不肯返回任所，内阁另外奏简杜俞署湖南布政使，并帮办湖南军务，等于解除了郑孝胥的职位。此后郑孝胥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变化，一方面赞扬少数向清室效愚忠的官员，一方面又对唐绍仪在汉口谓革党代表曰“满廷政府所用，以汉人攻击汉人之策”颇有同感，表示“予亦深知，此语辞简意赅”。（1372）
郑孝胥的态度，看似矛盾，其实也有其一以贯之的道理。他本来主张立宪，积极参与立宪团体的活动，如果不是最后被授予实官，仍然是立宪派中人。而正是最后所中官毒，使得他既与昔日的同党有别，又与老官僚有异。郑孝胥反对共和的理由未必为效忠清室者所认同。他指责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于共和实无所解，鄙语有所谓‘失心疯’者，殆近之矣。以利己损人久成习惯之社会，而欲高谈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效也，此岂时人所能希望乎？”（1358）所以在他看来，这样的人革命只会扰乱天下，招致瓜分。郑孝胥以诗名世，据说其辛亥年的作品，“今春在京所作，多痛执政之酿乱；近日之作，则不解南中士君子何为干名犯义以附和**检逾闲之乱党”。（1372）所谓南中士君子，正是立宪派的同道。他看过梁鼎芬写的劝黎元洪投降书，认为“武昌乱后，国人多以排满为心理，士君子从而和之，不识廉耻为何物，于黎元洪何责焉；宜作书一正张謇、汤寿潜之罪，他不足道也”。（1361）
对于夹在君宪与共和之间的袁世凯，郑孝胥有所寄望，开始他觉得袁似欲保存皇室，否则决战，认为“如能挟外交之力，抱尊王之义，诚今日之正论也”。（1355）后来又对仍然坚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抱有幻想，“今为袁计，有路三条：守君主而战，一也；辞职避居他国，二也；漫应总统之举以图后日之反正，三也。然第三条诡谲太甚，亦极危险”。（1374）对于岑春煊发电呼吁袁世凯接受共和，郑孝胥则深恶痛绝，指“岑庸劣无根柢，一生色厉而内荏，固宜以降伏革党为收场也。岑避地沪上，本可不发一语；今一开口而肝肺尽露，原来亦是主张推翻王室之宗旨，平日声名扫地。此与自投粪坑何异，其愚至此，竖子真不知君臣忠义为何语！”（1381）
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清廷颁布信誓十九条，郑孝胥认为大权全在国会，政治改革之事已经确定，“今革党欲倾覆王室，清臣欲保存王室，实则王室已成虚号，所争者乃对于王室之恩怨，固与改革政治毫无关涉者也。若争此而战，则所谓自乱自亡而已”。（1376）后来获悉袁世凯并非真心拥护清室，懊悔“以君子之心度项城”，（1388）但还是自我解嘲道：“皆望袁以臣节终始之意，倘果负朝廷，则我为不智矣。”（13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