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想万端，有极乐者，有至苦者，行将揭幕以验之矣。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苟安偷活；若毒痡天下，暴虐苛政，则未之闻也。故今日犹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未遽为覆灭宗祀之时代。彼倡乱者，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非仁义之事也。此时以袁世凯督湖广，兵饷皆恣与之，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之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亦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然则渔人之利其在日本乎，特恐国力不足以举此九鼎耳。必将瓜剖豆分以隶于各国，彼将以华人攻华人，而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时不我与，戢弥天于一棺，惜哉！未死之先，犹能肆力于读书赋诗以横绝雄视于百世，岂能徜徉徙倚于海藏楼乎！楼且易主，而激**悠扬之啸歌音响乃出于何处矮屋之中，未可知也……官，吾毒也；不受官，安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饮鸩酒，饥渴未止，而毒已作。京师士大夫如燕巢幕上，火已及之。乱离瘼矣，奚其适归。[5]
虽然表明甘做遗老的决心，却视为受官中毒、饮鸩止渴的不得已，颇有些后悔登上清王朝的末班船，以致无法弃船逃生。郑孝胥自觉抱负甚大，唯疆吏是求，也是清季内外大员们举荐最多的能员干吏之一，却长期不得实官，直到辛亥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才授湖南布政使，到任不久即赴京参与外官改制会议。虽然终于受到清廷的重用，却没有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革命的爆发使其满腔抱负化为泡影，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对于清廷和造反者两面的怨恨情绪油然而生。
舟抵沪上，湖南独立的确信已至，郑孝胥只得滞留上海。开始他还心有不甘，重九日“登台凭眺，真欲发狂。与其坐以断肠，无宁与匪决死”。（1354）而湖南军政府方面，也试图争取其启程回湘，为汉族效力。革军还将其家眷护送到沪。在沪观望期间，各地纷纷独立，上海也于11月4日光复。面对南北双方立宪与共和的角逐争斗，郑孝胥主张立宪，而保留皇室，但是对于清廷的态度动向相当暧昧。九月廿四日（11月14日），与之私交甚好的柯鸿年、孟昭常等人欲往苏州投靠已经宣布独立出任光复政权都督的程德全，郑孝胥告以“世界者，有情之质；人类者，有义之物。吾于君国，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也。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唯有以遗老终耳”。（1356）
一再声明要做遗老的郑孝胥，对于清室是否真的忠心耿耿，不无可疑。他对于湖南、福建等省军政府的积极争取不置可否，对于各地清朝官员的降叛行为，有所理解，谨守死节者反而视为愚忠，面对北京朝事危急，君臣以泪洗面，各地乱者四起的局面，以遗老自期的郑孝胥“独袖手于海藏楼上，似有天意不令入竞争之局者。在湖南则驱之北京，在北京则驱之上海。冥冥之中，孰主张是？”他自认为“使余与闻世事，必有过人之处。盖所种者实为用世之因，而所收者转得投闲之果”，百般不解之下，觉得“余今日所处之地位，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党亦无所忤，岂天留我将以为调停之人耶？”（1358）这样依违两造的态度算计，在真正的遗老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后来寄居沪上者大都附和共和革命，只有郑孝胥没有动静，坊间猜测其或许真的会严守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