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沅阅报，认为武汉、南京两处民军战事均遭败绩，革军或为新军，无出色战将，又未经战阵，或是贪生畏死的附和者，原以为投入革军可以保身家得厚禄，不意仍要调赴战阵，“此等忘恩负义之徒，一经对阵，其魂胆早丧，安得不败之理”。（358）而革命党煽惑人心的反满言论在清初尚有道理，如今受朝廷深仁厚泽二百余年，所谓满人奴隶，不过是臣事君的理所当然。（359）
廿四日（11月14日），获悉台州知府改名为民部长，因姚梧冈不愿就任，黄崇威恐别人来做，诸事掣肘，适邱绍虞（舜卿）由上海带有四五位外路革命党人来台，即欲借此外路人出名，邀集各县绅士至海门公举彼自或周平泗二人为台州民部长，“其意以革命连获胜仗，即于五日之内公举，倘若革命军仍然日败，或缓为或作罢而已”。（361）省垣汤都督电告台州水路各营月饷由各自治会自行担任。而黄崇威托姚梧冈运动出任台州财政，不知由其支垫或自治会支垫。（365）二十七日（11月17日），果然姚梧冈任台州军政分府民政，黄崇威任财政。
自奉省中军政府电令，官军学界及绅民人等悉均剪去发辫之后，台州知府、海防同知、台防统领及大小文武各官均剪去辫发。唯有第一营一位哨官不肯剪辫，宁愿辞差。“此等哨官，当此天昏地暗之时，尚有天良发现，此真难得。余恨不相识，倘若稍能相熟，即行订为知交可也。”（361）当地士绅议员剪辫者日增，以陶寿农长子陶习之为首，兄弟四人一律剪辫，且设酒邀众，将各人之辫剪去。“改章易服剪辫，何等大事，若辈如同儿戏，并且设酒挟优畅饮，此等行为，果是何等所为也。深堪痛恨。但习之、伯端均是肄业学堂之人，道周出过东洋，已有革命之气，至孟东、舜卿并非学堂中人，亦非出洋之人，竟亦剪发辫，殊不值耳。”（362）此后，周围士绅陆续剪去发辫，依然留辫者，显得有些古怪。黄沅自我解嘲道：
今之革命，与洪秀全大相仿佛，年分只周花甲。当洪秀全须以长发为投，今革命以剪辫为投，此是遥遥相对。当洪秀全以头包红布，今革命手圈白布，亦复遥遥相对。当洪秀全扰乱时，人口所说，皆有忠义之气，人心若何，亦难捉摸，今日革命初起，为人即无忠义之语而口言之。以小而论，本镇以及附近各村绅士，须招兵买马，打退粤匪为能，今则未见革命而来，即竖白旗，手圈白布，暗通消息，欲为台州府知府者多人，欲为各县知县者亦不乏人。以大而论，当粤匪赴杭，武林备兵抵御而不得者，城破而投，今则未见革命而来，全杭上自藩台，以致候补杂职以及大小武员，悉均预日说通，定日而来。当十四日革命只十余人到杭，即据省城焚抚署，如同探囊取物，其迅速竟至若是也。（362-363）
对于交战地区的民众身陷战祸，黄沅表示同情，可是当他得知武汉、南京的民军遭受重大伤亡，却显得相当冷血，指其“与禽兽无异，今则虽杀数千只之鸡鹅等类，有何不忍。况为朝廷之事而杀之，分所宜然”。（359）屠杀民军的张勋，在他看来不仅与曾国藩比肩，甚至可比历代爱国名将。只是与周围官绅交谈，“诸君所云之语，均已投入革命之语为言，并且言革军败者为忧，革军胜者为喜，并无忠义之气”。（360）谣传孙文与其弟在湖北兵败被捉，随即明正典刑，“闻言之下，大快人心……现各报纸中均是革命者主笔，此等革命倒煤之事，断不言及。中国革命首创者孙汶一人，今革命起事之后，竟将兄弟二人被获正法，此乃天理昭彰在人头上耳。只求将黎元洪再行就擒，湖北克复之后，即可分兵平复各省，亦颇易事”。（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