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江苏一样，湖南长沙也是年前有雨，不过除日已经转阴，元旦天色放晴。可是湘中大儒王闿运（1833—1916年，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咸丰举人）的心情并不比叶昌炽好，因为除日“长雷周庭，甚骇听闻”。据说：“己亥冬腊日，衡州震雷，其日杨叔文电达慈禧，谏立阿哥；丙子冬雷，西洋游人不许登岸；今皆成盛时事矣。”天有异相，预示着人间有灾祸，所以王闿运作了一首记异诗，“己岁冬雷天听高，红镫过处盗如毛。十年危苦支残局，三月烽烟落节旄。除日幸无台避债，长雷惊似鼓鸣皋。天心人事俱难测，且酌屠苏学脯糟”。只是苦中作乐也有所不能，次日元旦，听说“昨电击电话柱，又正当臬接印时，此鼓妖也”[16]。在熟读经史而语多妖妄的王闿运看来，妖异现应是天下乱的征兆。
同在长沙的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坐办、总理余肇康（1854—1930年，字尧衢，号敏斋，湖南长沙人，光绪八年举人，十二年进士），辛亥新正的感觉与王闿运全然不同，庚戌除日，风雨雷电，昼晦三次，雷声甚猛，不知何祥。可是次日早晨，天获畅晴，气象甚佳，“今年定卜时和年丰，为之快忭”。不想后来局势的发展变化完全出乎余肇康的意料。民国成立后，丙辰八月二十四日（1916年9月21日）他于除日条补注道：“呜呼！明年今日，国变已四日矣……以见天乃定以行与事示之之至显意。”癸亥（1923年）浴佛后三日，又于新正条补注道：“所为痛哭流涕长太息。”[17]对自己未能及时正确领悟天意以至于对时局剧变准备不足而感到痛心疾首。
辛亥年一整年中，天象的吉凶的确有些令人难以揣测。晚清桐城派大家、安徽师范学堂监督姚永概（1866—1923年，字叔节，号幸孙，安徽桐城人，光绪戊子科乡试解元）所在的桐城，气候变幻莫测，除夕大雨雷电，元旦中午放晴，次日早大霜，申刻雪。[18]辛亥正月初一（1月30日），长春天阴，正在奉天办理警务的孟宪彝（1864—1924年，字秉初，直隶永清人，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举人）匆匆赶赴长春接任吉林西南路兵备道。先是，十月初二（11月3日）晚七时，吉林长春有流星自东南而西北，巨响如雷，还算有些科学知识的孟宪彝无法判断究竟吉凶祸福，甚至觉得“祥瑞亦妖孽也”。[19]或许辛亥年真的是妖异横行，或许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局势天人感应，人们普遍对于现实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惶惶然，所以耳闻目睹才多了许多的怪力乱神。这一年，本来以传播西学享有时名的学部编订名词馆总纂、资政院议员严复（1854—1921年，原名宗光，字又陵，字幾道，福建侯官人，留欧学生）忽然笃信占卜问卦，日记中主要就是记录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各种卜辞卦象。
辛亥元旦浙江台州的天气相当诡异，开始阴，继而细雨无风，云白色。午初大雨。午中雨晴，雾颇大。午末见有日色，雾仍未退。然后是阴而有雾，直到酉末，东北风起，潮热散去，但仍有雨。黄沅（1874-？，祖籍湖北江夏，浙江台州人，字质诚）照例叩拜天地神圣及堂上，并到城中官绅各处拜年。回寓后祈求岁岁平安，堂上康健，国泰民安，风调雨顺。[20]上年及本年，黄沅也几次看见彗星，当时不明天意，后来局势的变化，显示天相预兆，一一应验。
远赴大洋彼岸的胡适（1891—1962年，安徽绩溪人），当时不过是如过江之鲫赴美留学生中的普通一员，保存下来并且出版的辛亥年留学日记，恰好是从旧历元旦开始的。身在异国而不仅是异乡，没有任何过节的气氛，而且还要应付生物学考试，不免有些失意。胡适写了一首小诗，记录当日康奈尔大学所在纽约州的天气和自己的心情：“永夜寒如故，朝来岁已更。层冰埋大道，积雪压孤城。往事潮心上，奇书照眼明。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纽约州天气的寒冷与北京相仿，提倡科学的胡适，对于学习科学似乎没有特别的兴趣，其心情除了对当天拿到的《五尺丛书》感到满意外，基本上乏善可陈。[21]而在的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的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浙江绍兴山阴人，原籍浙江诸暨。光绪十八年进士），这一天前往附近的城镇游览，参观了尼采等名人曾经就读的学校，并在同地教院观看古墓碑、宗教画、木刻、塑像。[22]虽然身为革命党人，毕竟离开现场较远，对于国内政局表面陷入胶着状态之下的暗潮汹涌很难把握，因而注意力集中于学术文化之事。
年届五十的恽毓鼎刚好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可是对于辛亥新正的这场大雪所预示的天相，也无法预知吉凶祸福，所记录的是：“彻夜大雪，至未刻始止，积地一尺二寸许。十余年无此大雪矣。”雪停后他前往南横街，“乾坤积玉，路断行人，终日无一车到门。雪甫止，即有清道夫分段划治道涂。新政中唯路政最见益处。”这样的评语也正是恽毓鼎心境的写照。他自觉年龄日长，“志气日衰，脑力日减，唯学问、思想较前大进。盖阅历稍深，记览稍富之效也。”（521）除夕夜，他居然“看饮冰室论本朝学派变迁一大篇，真知灼见，洞中窍要，从前无人能及此者，二百六十年宗派当以此为定评。”[23]（520）梁启超的论述能否当得起这一句评语，尚有可议，因为梁的看法后来变化不小，可见他自己也不够确定。不能预知天命的恽毓鼎，其言行却反映了人事变迁，依稀透视出大清王朝的命运与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