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瑞雪与妖异
尽管后来还有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以及伪满洲国的小朝廷儿皇帝和梦想黄袍加身的无数愚氓等闹剧，在中国的历史上，1911年辛亥，应该说是皇权帝制的最后一年。只是亲历者无法预知，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年，不是年复一年的新岁，也不是父子世袭的新皇，甚至不是五德循环的新朝，而是一个结束两千年皇权、永远告别帝制、开启共和时代的历史新纪元。[1]这样以千年为单位的辞旧迎新，在人类历史上的确可谓千载难逢。
辛亥年新正，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普降大雪。看着漫天雪花飞舞，天地间一片银装素裹，心绪各异的人们，所感受的意境完全不同，日记所记，清晰地反映出各自心情的别样。这些差别，除了显出当时各人境遇的不同，也或多或少地预示了他们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和共和时代，应变及表现的千差万别。
在天子脚下的京师，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雪直到元旦夜晚才停止。这一天仍丁母忧的前军机处章京、宪政编查馆科员许宝蘅（1875－1961年，字季湘，号巢云，浙江杭州人）在日记中记道：“十时起，雪更剧，竞夕未已，屋瓦厚积尺许矣。”[2]京师图书馆监督缪荃孙（1844—1919年，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光绪二年进士）记：“大雪一尺五寸，三十年来所未见。”[3]民政部左参议汪荣宝（1878—1933年，字衮父，号太玄，江苏吴县人）则记为：“午前十一时起，大雪弥漫，平地积尺许。”[4]虽然没有多少年不遇的说法，还是有些不同寻常的异样。
与许、缪、汪三人的单纯纪实略有不同，望着雪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那桐（1856—1925年，字琴轩，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光绪十一年举人）的心情似乎不错：“自夜间落雪至申刻止，祥霙盈尺，豫兆丰年。”[5]从后来的情形看，其乐观情绪大概并非来自大清王朝有何喜讯，而是他本人随遇而安的达观心态。与那桐同在军机，后来又一起入皇族内阁为协理大臣的徐世昌（1855—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水竹邨人，祖籍浙江鄞县，落籍直隶天津，生于河南卫辉。光绪十二年进士），当日的活动依次为：“未明起，大雪。敬神。入直，到甚早，秉烛独坐军机处，作诗一首。辰正后，随庆邸同僚四人在西右门内见摄政王，巳初召见。巳初一刻散，同琴轩到摄政王府暨庆邸各处拜年。午初刻后回寓，祖宗堂前行礼拜年，合家拜年。午后小憩，恭阅实录。晚祀祖。”[6]除了见的人有所不同以外，这样的程式大概是徐世昌当年每日活动和记述的缩影。
任学部行走、资政院议员的胡骏（1865-？，原名绍棠，字葆森，一作葆生，号补斋，四川广安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辛亥新正仍在京师，“大雪积厚可尺许。晨起弥望，顿觉世界放大光明，亦奇观也。”[7]而早已辞官闲居的王振声（1842—1922年，字劭农，一作少农，号灿柯山樵，又号黄山遁叟，晚号心清老人，顺天通州人。1873年同治癸酉进士，授工部主事，历任工部郎中、御史、给事中，光绪三十一年补授安徽徽州知府。后改授道员，辞官归里），也目睹了这场大雪从腊月廿九一直下到辛亥元旦，心无挂碍，惜墨如金的他，在越来越简略的日记中特意记下这场大雪“厚尺许”，以示非同寻常。[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