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该校举行毕业仪式，袁希洛演讲，谓“经营缔造弥困苦艰难，而一国中之操大势趋向之权者，实在中等社会人。君等由中学毕业入社会，自必进中等社会矣，可不勉之”。（88）叶绍钧等人面向现实，改求小学教师位置，经多方努力，终于得到言子庙初小教员之职。虽然志不在此，也可以作为一种历练。而且胡先生告以小学教育可由学生转移其家庭，并为其他家庭所仿效，“其责洵非轻浅也”。（94）
个人前途之外，叶绍钧继续关注时局，他坚决反对优待清室，认为“以君主而加于人之上，为不平等，故推翻之。而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曰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岂以巨数金钱，作其甘心退之报酬乎？更进而言之，是谁之位而曰‘逊’？必待其逊，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见机而自去，则为至善；如不自去，则北伐军队在，令之肯去亦去，不肯去亦去。清帝之去易事也，最重要者其安固民生，巩斯民国耳”。（94-95）恰好这时社会党也对议和之事颇有意见，专门开会讨论，陈翼龙发言，指清帝逊位予以优待、袁世凯统辖北方等事，决非南京参议院中少数人可取决而实行之，“必待其逊位，是仿佛待命于清帝，而民国之建立皆清帝之主动矣。清帝既为君主，则即为民生之恶魔。试问有出巨资以优待恶魔者乎？况其资皆出之于民者也，试问民生果愿之乎？”既然南北相和，孙中山、袁世凯或第三人为大总统，“当合全国民之公意而定之”，不能即由袁世凯当然统辖北方。鉴于事关全体国民，提议派人到上海，联合国事纠正会，掌握实据，逐条驳斥，广泛宣传，“必至修正议和条件而止”。获得到场者的一致赞成。（96）[10]
叶绍钧认为，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虽然用心良苦，“而孰知南人之心有大不服袁世凯者乎？袁世凯挟清帝以为奇货，要求优待，要求厚礼，无非以示自己之威耳；今果堕其术中，又复莫之奈何，乃多方运动，使之任总统之职。以专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国之总统，吾不知其可也！如火如荼之革命，大雄无畏之革命家，竖自由旗，策国民军，血花飞舞，城市灰烬，乃其结果则为不三不四之和议，为袁世凯任大总统。呜呼！吾希望者已失望矣，奈何！更可恶者则为参政院，选举而可预先约通，则何必选举哉？？此中人大半皆清廷政界走狗，今则改面易目，居然民国议员，可鄙！于此一思，令热心人长灰心之念”。（97）
2月18日，社会党举行党员大会，在上海办《社会日报》的刘铁民发表演说，“言袁世凯之必不能为吾民造福，而苟就今日之大势以遽已，则所谓共和非真共和，第二次革命在指顾间耳”。（98）语至痛切，与会者百余人皆鼓掌不止。该党议决反对袁世凯为总统的进行办法，分别致电袁世凯和黎元洪，一为直接表明反对之意，一为请设法挽救。叶绍钧认为发电肯定无效，“宜用激烈之手段，先致袁氏于死，再则运动军队及全国同胞以解散现今之参议院，更由全国人民公举议员以举定大总统”。如果参议院另举不适当者为总统，第二次革命仍然在所难免。（98-99）
社会党定期举办演讲会，讲题包括遗产归公、教育平等、融化种界等，形式生动活泼，内容理真而辞显，反应强烈，效果显著。可惜好景不长，不久，社会党苏州支部主任干事陈翼龙辞职，前往南京就友人所与位置，顾颉刚等人深切挽留，陈告以此行欲集巨款，访密友，结秘密团体，一旦成功，必常来苏州。（103）陈翼龙去后，苏州社会党虽然照样活动，只是会场上已无精彩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