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为可怪的是，恽毓鼎以他人所说“身处今日，贵有旧道德，尤贵有新知识，否则将无以自立于社会中”为至理名言，不仅从来喜欢梁启超的文字，还好阅看《东方杂志》等刊物，“固以自助，亦以策励子侄”。（591）甚至对革命党人的《民立报》大加赞赏，“此报于政说学理特详，且具卓识，为南北各报之冠，而摭拾丰富，零金碎锦，多可采之辞。余素乏新识，中年脑力日减，不能更致力新书，而稍有一知半解，不见摈于当代闻人者，则得力于《国风报》、《东方杂志》及此种报纸居多”。（593）他看过《民立报》刊登的《社会知觉论》，认为“精微要妙，颇有至理，报纸阐明政理学理，唯此种耳”。（597）看了章士钊于该报发表的法律改良一文，也觉得“根据学说，发为探本之言。余因悟社会学亦从此发生。反复读之，殊得深味。儿辈阅报，唯看新闻、笑话及嘲谑之文，于此种政理学说，从不留意，固由程度相差，亦是志识凡下，安望其有成乎？”（599）由于上海的报纸要积三四份才送一次，有时不得不改看其他报纸，“然意味迥逊矣”。所以“读《民立报》，以增政见，广学识”，成为其“近日纯简之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597）
恽毓鼎等人筹划创办《中国学报》，仿效的对象居然是《国粹学报》，该报“寓排革之意于学说，使一般聪俊少年，皆印其说于脑中，遂成去秋之结果。法国大革命，发于卢梭；欧洲立宪政治，发于孟德斯鸠。学说之力，过武力远甚”。所以恽毓鼎取之“为吾学报之程式”。（601）
恽毓鼎的举动很难说是为了以其人之道还诸彼身，在学术观念上，他还真有不少趋新之意。日本的有贺长雄批评旧史家于事实止述帝室事实、法令发布、官职更迭、战争胜败，或是日食、地震等奇异征验，以及天皇御幸、大臣生死，“此外如风俗、美术、文字、语言之变迁，产业、贸易之进步，外国之交通，则反无所记述”。恽毓鼎颇有同感：“此数语虽讥日本历史，实洞中中国历史之病。”旧史家唯司马迁特具宏旨，于朝局主尚、社会风土、边事原委，“皆能着时势变迁之概，有千秋眼光。班史犹稍得其遗意。自后汉以下，直为一姓兴废之书，与世界无涉。其不作《志》者，并一代典制而亦不详。至宋、明二史，直为官书而已。若夫考订批评之学，尤其末矣。近来新学发明，其论史裁，识见实超出前人”。（591）他甚至认为：“近今世运所趋，生人思想为之一变。从前学界各书，如汉宋之争，朱、陆、王之辨，儒释之分，以及陈陈相因之经解史论，靡靡无实之之词赋文章，无当事功之考据，骈枝歧出之著述，皆将渐就淘汰。以数计之，当可减去十之五六。余尝患书籍过多，耗人精神，费人日力，而人辑一编，家刻一集，灾梨祸枣，汗牛充栋，更为耗蠹之尤。倘能举以上所列而空之，唯存道德上、政治上之学说，纪载哲学家、实业家之所体验、发明，庶几执要钩元，人得读书之益，而世界收为学之用乎？”（583）隐去名讳，这番话说是出自十年后新文化派之口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