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虽然介入国事共济会，与共和、君宪双方都有所联系，但是内心还是赞成君宪，不以共和为然，至少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当时的情势。他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旷生入内室久谈，而与来访的李石曾“宗旨不合，辩论良久”。十月十四日（12月4日），听来访的唐蓂庭“谈皖中近事甚详。又述上海革军占领后情状”，表示：“余私持中国不能遽跻共和之见，今益自信不谬矣。”（1710-1711）不过，他也不愿公开介入清政府的政事，袁世凯请其赴鄂参与南北议和，仍力辞不就。（1712）
辛亥革命后北京外城之团防
其时京津一带局势动**，眼看各省纷纷独立，欲起而效仿，但又无实力，拟拥戴严修，博独立之名。十一月十四日（1912年1月2日），“言仲远来访，言余处危险地位。因鼓吹独立者，将利用为傀儡也。劝余暂避，以越境为佳。墨卿来，与商避地之法，拟赴日本一游……晚访仲远，仲远谓不必远赴异国，能到北京暂避数日最妥。乃从其说，复回林宅，以此意告墨卿，议遂定”。（1716）旅京期间，宿于乔宅，访亲会友，晤徐世昌、华璧臣等人。曾致函袁世凯，建议和谈以代表总理名义最为妥当，唐绍仪一人足矣，“此外宜精选法理精深，长于辞令者，随同参赞，如许久香、杨皙子、汪袞甫、范静生、李柏芝、金伯平之类，夙持君主立宪主义，而议论纵横，又能达其所见……李效溪李效溪太守联唐有论说一篇，破主张共和之说，附呈钧阅”。[38]十一月十八日（1月6日），为其子智怡续娶之事，返回天津。
此后严修除料理家事、拜访友人、会见来客外，只参与南开学堂、滦矿公司、造胰公司、劝学所、保卫局、红十字会的活动，常常看戏看电影甚至观赏音乐会。偶尔也关注北京动向，但绝不插手。十二月初七日（1月25日），“喻志韶久谈，意欲请余晋京说袁总理主战，余谢不敏”。（1719）
尽管与清廷若即若离，毕竟做过部院堂官，严修还是有几分难以割舍的情感。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2日），“闻今日奉懿旨宣布共和。晚读懿旨，愀然不乐。朝廷大让，前古所无，未识国民果能称共和二字否耳？”（1722）话虽如此，四天后，他还是带着孙辈看了庆祝共和成立的提灯会。
除夕，严修先到丹桂茶园看文明新剧，觉得“实不副名”；晚上又去看电影，因人少停演。访友谈话之后，回家与子女掷从军图。夜，严修在日记中写下“今年可谓最大纪念之一年也”。（1723）言简意深，蕴含无限。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辛亥革命虽以四川保路运动为导火索，龟缩于成都的清方势力却与反清势力形成僵持局面。同时遭受家国巨变的吴虞（1874—1939年，字又陵，四川华阳人。留学日本），更直接的感触还是个人际遇的坎坷浮沉。九月廿七日（11月17日），天冷如冬，吴虞“一人枯坐，真不知生人之趣，然后知老庄杨墨所以不并立之故，而中国之天下所以仅成一治一乱之局者，皆儒教之为害也。如廖平者，乃支那社会进化之罪人，其学不足取也。耶、孔二教之消长于明年决矣。”[39]“家国涂炭如此，孔教之力大矣。”（13）由于个人遭际不幸，他深感社会不公，觉得清议舆论往往与实际相去甚远。联想到胡文忠语“天下之将乱也，必先无真是非”，认为“近日法律不加于多数，刑罚惟施于个人，世衰道丧，恐大祸未已也。”（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