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四日（10月25日），闻长沙、宜昌、九江失守。次日，得知西安失陷，安庆告急。这时天津的局势也日见紧张，有人来议保卫治安事，或主张办乡团。严修认为已有巡警，不宜另设乡团，以免居民惶惑。（1704）九月初七日（10月28日），急访从武昌逃出之人，了解详情。次日，北京官绅开始迁居天津避难，有三人来托严修设法安置。当地绅商先后来商议保卫地方办法，欲推严修领衔，“予许以俟明日会议时熟商”。当天“又闻滦州有兵变之耗，又闻潼关告急，楚歌四面，奈何奈何？”（1705）[35]
九月初九日（10月30日），严修午前午后两至新设的保卫局商办分股办事。是日得知张绍曾所上政纲十二条，“实为存亡一大转机”，遂邀集相关者晤谈，“余意欲请陈制军电请”，允张统制所奏，“举项城任改革事宜”。友人面陈之后，未被接纳。（1705）
次日清晨，严修专程赴京，到内阁铸印局向担任军机章京的姻亲华世奎（璧臣）了解清政府的动向，“询政府近日意见，知系真心改革。余因发表政见，以效壤流之助。因近日主持大计者，那相之力最强，而那相则甚纳璧臣之言也”。（1705）第二天，严修步行到鲍家街旧居前徘徊良久，又拜访几位亲友。听说每天开往天津的火车人满为患，以致不能插足，后到者不能登车，必须提前数小时到站占座。可是由于昨日谣传天津大乱，乘车人数并不多。（1706）
回到天津后，严修常常前往谘议局、保卫局等处，讨论防乱之法；又从友人处了解武汉失守以后情形及张绍曾历史。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到谘议局，直隶总督派人来商议张绍曾今日由滦州到津，当如何待遇。严修谓当以礼迎接。来人离去回复，严修则在谘议局坐等。后得知张绍曾改由晚车来津，总督闻谣传有革军数百人拟于张到津之际，即刻起事，准备调兵以备不虞。阎议长邀严修往谒总督予以谏阻。进入督署，则闻张绍曾当日不来津，革军亦无起事确耗。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徐世昌、华璧臣等来电，论直隶不可有独立名目。（1707）
九月二十二日午前，严修闭门谢客，却接待了一同前来的李苻曾、李石曾、黄远庸（为基）、唐易庵、稽恪生、江庸（翊云）等人，并听黄远庸发挥政见。次日，又拜访黄远庸、唐易庵，晤江庸（翊云）、林志钧（宰平）、汪精卫、李景圻、李石曾。[36]当晚，与李石曾一同进京，到李宅饭后往乔宅访历臣，谈至夜半才返回李宅。九月二十四日（11月14日）晨起，访杨度久谈，午后到内阁印铸局，同袁克定（云台）至其家，见袁世凯，同见者有杨度、梁士诒等，谈至夜十二时。（1707-1708）
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严修早起，与苻曾、石曾兄弟回津。午饭后又访唐绍仪，然后到单级讲习所陪李石曾、汪精卫再访唐绍仪久谈，直到四点钟。（1708）[37]严修的这一系列活动，都是围绕杨度、汪精卫等人组织国事共济会，提议召开国民议会，投票表决国体问题，以多数意见取决，实行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从而避免分裂内乱。此举不仅遭到南方民党的反对，北方也不予接纳，连资政院亦未能通过相关提案。
次日，袁世凯内阁发表严修为度支部大臣。“余自归田后，决不再作出山之想，国务大臣岂余所能胜任，况度支之关系尤重耶？决计恳辞，得请乃已。夜不成寐。”（1708）第二天即分别致电内阁、度支部大臣绍英，并致函袁世凯，力辞不就。十月初三日（11月23日），又专程赴京，和来访的绍英晤谈后，谒袁世凯久谈。（1710）经过反复交涉，最终如愿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