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这本哲学史在这个基本立场上，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可惜后来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很少能够充分了解这个看法。
这个看法根本就不承认司马谈把古代思想分作“六家”的办法。我不承认古代有什么“道家”、“名家”、“法家”的名称。我这本书里从没有用“道家”二字，因为“道家”之名是先秦古书里从没有见过的。我也不信古代有“法家”的名称，所以我在第十二篇第二章用了“所谓法家”的标题，在那一章里我明说：“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我以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并无所谓‘法家’。”至于刘向、刘歆父子分的“九流”，我当然更不承认了。
这样推翻“六家”、“九流”的旧说，而直接回到可靠的史料，依据史料重新寻出古代思想的渊源流变：这是我四十年前的一个目标。我的成绩也许没有做到我的期望，但这个治思想史的方法是在今天还值得学人的考虑的。
在民国六年我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哲学史之前，中国哲学是要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讲起的。据顾颉刚先生的记载，我第一天讲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几乎引起了班上学生的抗议风潮！后来蔡元培先生给这本书写序，他还特别提出“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一点，说是“截断众流”的手段。其实他老人家是感觉到他应该说几句话替我辩护这一点。
四十年来，有些学者们好像跑在我的前面去了。他们要进一步，把老子那个人和《老子》那部书都推翻，都移后两三百年。他们讲中国哲学思想，要从孔子讲起。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是这样办的。冯先生的书里，先讲了孔子、墨子、孟子、杨朱、陈仲子、许行、告子、尹文、宋、彭蒙、田骈、慎到、驺衍及其他阴阳五行家言，——到了第八章才提出“《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
冯先生说：
《老子》一书，……系战国时人所作。关于此说之证据，前人已详举(原注：参看崔东壁《洙泗考信录》，汪中《老子考异》，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兹不赘述。就本书中所述关于上古时代学术界之大概情形观之，亦可见《老子》为战国时人之作品。盖一则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于《论语》；二则《老子》之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三则《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三端及前人所已举之证据，若任举其一，则不免有为逻辑上所谓“丐词”(Beggingthequestion)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指明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则必非偶然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民国三十六年增订八版，页二一〇)
冯先生举出的证据实在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证据。我曾对他说：
……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词’”，居然可以成为定案的证据！这种考据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书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枉上诉！”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证人自己承认的“丐词”，究竟是“丐词”，不是证据。
这是我在二十五年前说的话。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这班怀疑的学人提出什么可以叫我心服的证据。所以我到今天还不感觉我应该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挪移到战国后期去(留心这个问题的人，可以看看我的《评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及附录。这些文字收在《胡适论学近著》，页一〇三以下；即台北版《胡适文存四集》，页一〇四以下)。
二三十年过去了，我多吃了几担米，长了一点经验。有一天，我忽然大觉大悟了！我忽然明白：这个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据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相信，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当然要认孔子是“万世师表”。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个老子。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当然不能承认有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葬的孔子。
试看冯友兰先生如何说法：
……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惟一师表，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由此之故，此哲学史自孔子讲起。(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页二九)
懂得了“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的心理，我才恍然大悟：我在二十五年前写几万字的长文讨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真是白费心思，白费精力了。
1958年1月10日 在纽约寓楼
[1] 编者注：现已将“正误表”的订正文字插入有关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