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就是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民国七年九月写成付印，民国八年二月第一版出版。今年是民国四十七年，这部书出版以来，整整三十九年了。台北商务印书馆现在用“万有文库”的五号字本《中国古代哲学史》重印，仍用《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名称。我做了一个正误表，附在卷尾。[1]
“万有文库”本是民国十八年用五号字重排的（原书是用四号字排的)。那时候，我在上海正着手写《中国中古思想史》的“长编”，已决定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名称了。所以当时“万有文库”的编辑人要把我的哲学史上卷收在那部丛书里，我就提议，把这个五号字重排本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我的意思是要让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单独流行，将来我写完了《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之后，我可以用我中年以后的见解来重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我不预备修改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了。
我现在翻开我四十年前写成的这本书，当然可以看出许多缺点。我可以举出几组例子：(一)我当时还相信孔子做出“删诗书，订礼乐”的工作，这大概是错的。我在正误表里，已把这一类的话都删去了。(二)我当时用《列子》里的《杨朱》篇来代表杨朱的思想，这也是错的。《列子》是一部东晋时人伪造的书，其中如《说符篇》好像摘抄了一些先秦的语句，但《杨朱》篇似乎很不可信。请读者看看我的《读吕氏春秋》（收在《胡适文存》三集)。我觉得《吕氏春秋》的《本生》、《重己》、《贵生》、《情欲》诸篇很可以表现中国古代产生的一种很健全的个人主义，大可以不必用《列子》的《杨朱》篇了。《吕氏春秋·不二》篇说“杨生贵己”，李善注《文选》引作“杨朱贵己”。我现在相信《吕氏春秋》的“贵生”“重己”的理论很可能就是杨朱一派的“贵己”主义。(三)此书第九篇第一章论《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是全书里最脆弱的一章，其中有一节述“《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也曾引用《列子》伪书，更是违背了我自己在第一篇里提倡的“史料若不可靠，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的原则。我在那一章里述“《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用的材料，下的结论，现在看来，都大有问题。例如《庄子·寓言》篇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知其伦。是谓天均。
这一段本不好懂。但看“始卒若环，莫知其伦”八个字，这里说的不过是一种循环的变化论罢了。我在当时竟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此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
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真是辱没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
我现在让台北商务印书馆把我这本四十年前的旧书重印出来，这是因为这本书虽然有不少缺点，究竟还有他自身的特别立场，特别方法，也许还可以补充这四十年中出来的几部中国哲学史的看法。
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我在第八篇里曾说：
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这都是各家的“名学”。因为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
这个看法，我认为根本不错。试看近世思想史上，程、朱、陆、王的争论，岂不是一个名学方法的争论？朱晦庵把“格物”解作“即物而穷其理”，王阳明把“格物”解作“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这岂不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名学方法的争论吗？南宋的朱陆之争，当时已认作“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条路子的不同——那也是一个方法上的争执。两宋以来，“格物”两个字就有几十种不同的解释，其实多数也还是方法上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