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孔子的时代，是
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这个时代，既叫做邪说暴行的时代，且看是些什么样的邪说暴行。
第一，“暴行”就是孟子所说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了。《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共有弑君三十六次。内中有许多是子弑父的，如楚太子商臣之类。此外还有贵族世卿专权祸国，如齐之田氏，晋之六卿，鲁之三家。还有种种丑行，如鲁之文姜，陈之夏姬，卫之南子、弥子瑕。怪不得那时的隐君子要说：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
第二，“邪说”一层，孟子却不曾细述。我如今且把那时代的“邪说”略举几条。
(一)老子 老子的学说，在当时真可以算得“大逆不道”的“邪说”了。你看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又说“圣人不仁”，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又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圣去知，民利百倍。”这都是最激烈的破坏派的理想。(详见上篇)
(二)少正卯 孔子作司寇，七日便杀了一个“乱政大夫少正卯”。有人问他为什么把少正卯杀了，孔子数了他的三大罪：
一、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
二、其谈说足以饰邪荧众。
三、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
这三件罪名，译成今文，便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
(三)邓析 孔子同时思想界的革命家，除了老子，便该算邓析。邓析是郑国人，和子产、孔子同时。《左传》鲁定公九年(西历前501)，“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那时子产已死了二十一年(子产死于昭公二十年，西历前522)，《吕氏春秋》和《列子》都说邓析是子产杀的，这话恐怕不确。第一因为子产是极不愿意压制言论自由的。《左传》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可见子产绝不是杀邓析的人。第二子产铸刑书，在西历前536年，驷颛用竹刑，在西历前501年。两件事相差三十余年，可见子产铸的是“金刑”，驷颛用的是“竹刑”，决不是一件事(金刑还是极笨的刑鼎，竹刑是可以传写流通的刑书)。
邓析的书都散失了，如今所传的《邓析子》乃是后人假造的。我看一部《邓析子》，只有开端几句或是邓析的话。那几句是：
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欲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
这话和老子“天地不仁”的话相同，也含有激烈的政治思想。
《列子》书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吕氏春秋》说：
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
又说：
郑国多相悬以书者(这就是出报纸的起点)。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悬书是把议论张挂在一处叫人观看，致书是送上门去看，倚书是混在他物里夹带去看)。令无穷而邓析应之亦无穷矣。
又说：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这种人物，简直同希腊古代的“哲人”(Sophists)一般。希腊的“哲人”所说的都有老子那样激烈，所行的也往往有少正卯、邓析那种遭忌的行为。希腊的守旧派，如梭格拉底、柏拉图之流，对于那些“哲人”非常痛恨。中国古代的守旧派，如孔子之流，对于这种“邪说”自然也非常痛恨。所以孔子做司寇便杀少正卯。孔子说：
放郑声，远佞人。郑声**，佞人殆。
又说：
